评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

汉语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折,或许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变化,而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早已超出了工具与主体、载体与本体的层次,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最本己、最复杂而又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如果说以往的现代文学史著对此重要问题缺乏关注,那并不公允.事实上,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语言问题,尤其是白话与文言之争,就始终是五四文学革命乃至现代文艺论争的中心问题之一,诸多先贤也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批借助西方语言哲学解读现代文学的成果,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路.然而,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语言变革既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又是一个关涉甚多的难题.”①论题本身的重大与复杂,不仅意味着价值与难度,而且也意味着不断生长的研究空间和动态演进的研究方法.换言之,一个真正有意义、有生命力的学术论题,不仅不会因为现有的研究结论而过早终结人们对它的想像,反而会随问题意识的转换不断激发出新的学术探索.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语言》)便是新一代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收获.

一、

较之于以往同领域的研究著作,《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这首先表现为贯穿全书的深沉厚重的历史感或曰历史意识.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多从欧美语言哲学入手,偏重于理论的建构和发挥,虽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但常疏于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与现代中国复杂特殊的历史情境略嫌隔膜,其结论往往不免流于浮泛甚至偏颇.刘进才则将“语言的本质是什么”之类言人人殊、玄之又玄的抽象命题搁置起来,转而以朴素的史学研究方式进入论题.在作者看来,现代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态,而且也是与百年中国文化命运相纠缠、相始终的历史事件,是一场接一场曾经波澜壮阔、迭起、绵延不绝的“运动”.因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绝不能单纯从语言学层面或文学层面进行现象分析,而必须以历史的眼光考察语言运动对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现代文学的因应,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是纯粹抽象的理论演绎难以实现的.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参考西方理论,更需要贴近原生态历史的客观梳理与叙述,借助对历史细节的钩沉稽隐,重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合理想像.不仅如此,作者还充分认识到现代文学语言问题作为历史事件的多面相与复杂性,体现出相当健全的历史理解力.在立论之初,他就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内部问题,单在文学内部是很难考辨清楚的.”(原书第9页)因而,他既没有重复以往从修辞学角度对某个作家乃至文学流派语言风格的研究模式,也没有固守把现代文学语言问题化约为文言与白话之争的传统思路,而是把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加以综合考量,着力凸显现代文学语言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关联与互动.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一辩证的历史观念,《语言》一书便独具匠心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分析和把握上.作者没有依托某种固定的结构(比如时间性)进行巨细靡遗的论述,而是抓住历史关节,在充分搜辑原始史料的基础上,选择近现代史上那些或轰动一时、或虽被世人淡忘而实则影响深远的历次语言运动加以重新考察,并着力发掘其与现代文学多重复杂的内在联系.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章,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分别对晚清以降的废除汉字思潮、西方传教士与早期白话文体、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国语运动、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新文学建构中的民间语言资源、方言文学运动、《讲话》与文学语言观念及创作实践的转变等等关键命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仄而深”的专题研究,并以现代汉语革新与现代文学生产的互动作为线索贯穿前后,使全书形散神聚,共同勾勒出语言运动、国文教学、现代文学书面语言三者之间的多元共存、彼此互渗、互为生发的宏大历史图景,再现了它们在“现代中国”的想象与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从而巧妙地实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

与作者对语言问题作为历史存在物的本质特征的深刻体认和对历史复杂性的辩证认识相呼应,《语言》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出史学研究的典重风格.史家严耕望曾云,传统治史方法“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②《语言》所采用的质朴扎实的研究路向,可谓庶几近之.在进入问题之初,作者即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放在研究工作的首要位置,在前期准备阶段搜集了上千万字的相关资料,其中多有为人所未见者.他在广辑史料的基础上考订辨疑,多所创获,解决了一些久悬未决的学术难题,给读者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之新词汇究竟来自日译西籍还是源自中国本土的西学译本,学界一直聚讼不已.其中不少人认为,源自欧美的新词首先是被日人用汉字翻译,然后重新输入汉语.作者则根据西方传教士马礼逊1808年开始编纂、1822年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证明“单位”、“法律”、“交换”、“铅笔”等许多通常认为来自日语的词汇,实际出自在华传教士于英汉互译中创制的汉语新词,只不过随后被日语借用并伴随晚清留日热潮“返销”中国,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远比人们想像的要复杂.又如汉译《圣经》在近代白话文体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圣经》翻译中是否采用过白话自由诗体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白话诗歌的出发点,更是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③.《语言》则依靠由英国传教士里约翰、艾约瑟共同翻译,1872年京都福音堂印行的《颂主圣诗》,详尽论述了早期圣诗译者“辞不求文,语期易解”的诗学理念以及译诗所表现的通俗清浅、和谐自然的语言效果,为晚清中国即已存在分行书写、言文一致的白话圣诗提供了无可动摇的铁证,而这一发现,无疑将促使学界对《圣经》翻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语言》一书对于史料几近“竭泽而渔”的态度,使之不仅在“点”――具体考证――上多有突破,而且在“面”――新的研究方向――上也有令人兴奋的拓展和推进.晚清以来,方言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形态复杂而影响深远的文学现象.特别是在方言文艺方兴未艾的今天,对现代方言文学的再发现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但是,以往的方言文学研究多是围绕某部典型文本从语言修辞或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从未将作为“运动”的方言文学思潮纳入研究视野,其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自然也就无从阐发.《语言》则考察了五四以来的历次方言文学运动,弥补了这一不应有的空白.作者首先围绕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还原了“方言调查会”的成立、《国语周刊》的发行、刘半农的方言诗歌实践等一系列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对以方言为主的歌谣运动在新文学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新的阐发：“歌谣运动实际上连接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通过记录各地歌谣进行方言调查,通过歌谣本身的整理为新诗提供可资借鉴的语言资源.歌谣运动既是一场眼光向下的民俗学运动,也是近代以来语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原书第233页)在第八章中,作者又以上海方言剧和华南方言文学的讨论为中心,钩沉了40年代先后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出现的方言文学思潮,对这些被湮没已久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清理发掘.他不仅以史料的细密梳理重现纷繁的史事真相,而且详加辨析,对方言运动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方言文学体现了晚清以来语言运动的核心主张“言文一致”,但是又与语言运动的终极目的――建立现代的民族共同语――存在冲突.因此,方言文学的兴起或消退,与国语运动不同时期的倾向和策略有关.另一方面,方言文学并非纯粹的文学或语言学现象,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颇值得关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方言剧的提倡更多是出于左翼文艺大众化的考量,华南方言文学的热潮则体现了国统区作家对《讲话》精神的贯彻,解放后方言文学的式微则导源于国家意志对地方性认同的警惕和压抑.作者通过翔实可靠的叙述和分析,第一次全面展现了方言文学、国语运动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策略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既总结了方言文学的历史成就与经验,也反思了方言文学乃至“言文一致”主张的局限,而作者从中所体现的熔个案剖析与思潮研究于一炉的研究路向,也为今后现代方言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

值得注意的是,刘进才在搜集史料时所持的是一种以“历史”为本位的态度.也即是说,任何有助于解释论证研究对象的史料,无论其学科属性,都可拿来使用.因此,他虽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但采用史料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语言学和文学史,而是大胆穿越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的历史考察.对此,刘进才实有着相当的自觉.他在绪论中专列一节,提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跨学科研究蕴涵着研究者走出封闭的学科格局并力图实现创新的研究期待,也许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碰撞激活了本学科内部原本察觉不到的新的生长点.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学科之间本来就没有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而是存在着‘剪不断’的内在关联.因而,研究中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固守某一学科的领地,跨学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创新的契机,也引发了新的学科的诞生.”(原书第8页)在作者看来,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在理论层面彼此互通、多方参照,更需要在史料发掘中破除我执、放开眼界,特别是解决类似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这样的重大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更不能囿于学科边界而划地自限.作者对此不仅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而且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加以贯彻和实践.上文所举两例,便是作者利用宗教史料解决文学史问题的好例.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读了以往并不被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中学生》等一批教育类杂志,从中发掘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并与文学史料参照互证,从而寻空蹈隙,发现一些原本从文学研究视角难以发现的新问题.例如,书中对于现代国文教学与语言运动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专设中编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0年教育部曾颁布一条著名的训令,规定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都须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现有文学史著对之甚为看重,认为它代表着白话文在体制内合法性的确立,是白话战胜文言的标志.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小学国文教育、现代儿童文学以及国语运动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切实影响,学界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刘进才详细考察了民国小学国语初级教材的变化,通过详赡严密的史料分析,指出教育部训令的发布加快了现代儿童文学进入教材的步伐,从形式和内容上改变了传统语文教学模式,而国文教材的变化“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新一代儿童的语言习惯”(原书第118页).同时,由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言文一致的语言主张更容易在儿童文学领域得到实现.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现代作家在不经意间也改变了自身的语言习惯.由此,作者对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与语言运动的复杂关系给予了创造性的辨析和总结,使我们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现代语言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实现的.以教育为旨归的现代语言运动呼唤并催生出现代新型的儿童文学文体,而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又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现代语言运动的成果,并引领现代语言运动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迈进”(原书第131页).紧接着,作者又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学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并从国文教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个相当重要却也相当棘手因而长期被现代文学研究界所有意无意地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新文学运动之后白话文已经取得了“胜利”,何以在公文布告、新闻社论、公私函牍等实用文体领域却是文言占据上风作者在清理几次论争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白话文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并不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那样一帆风顺,相反,由于国文教材编撰理念的差异,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卷土重来的文化复古主义对国文教学屡有干扰；另一方面白话文自身也并非无懈可击.国文水平的“低落”,突出表现在应用文领域,其原因则在于新文学运动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更重视“纯文学”教育,无论是“文学的国语”还是“国语的文学”,着眼点都在于文艺性的“美术文体”,因而忽视了白话应用文体的教材建设和教学训练.作者进一步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与文言之争并没有平息,而是转入了教育领域；中学国文教材中文言与白话比例的消长,正是长期以来白话与文言不断斗争的曲折反映.现代国文教育与国语运动之间既互相促进又彼此制约,而40年代诵读教学的提倡,则代表了国语运动者和新文学作家在国文教学领域的自我调整和共同努力.

类似上文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发现在《语言》中并非个例,而是所在多有.如对于新式标点符号在现代白话文体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斯大林语言学理论对50年代作家语言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作者都能够言人所未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而这又是来自于作者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和充分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的反复涵泳和体会.正是这样一种富于历史感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向,使《语言》的学术成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杨义先生便认为,《语言》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考察,打破了此前学界将语言运动、现代文学、语文教学三者分割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运动与文学生产的整体观”(原书第2页).按诸原书,这一评价实非溢美之词.此外,史料的丰赡翔实与理论思维的客观节制相得益彰,论证细密扎实而能见其大,也都是《语言》突出的优点.当然,作为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在诸多优长之外,《语言》也存在一些未臻完善之处,人们尽可对它的具体得失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该书所体现的学术研究新思路和治学风格,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这里,同为青年学人而颇受启发的我也想对此略谈一二感想.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研究陷入某种危机与困境可谓由来已久,而迄今并无根本改善的迹象.不少研究者枯守各自的地盘,面临无题可选、无“新”可“创”的尴尬局面.《语言》一书的出现当然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它所使用的“跨学科的史料发掘”却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④在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不能不说与史料意识的划地自限、史料工作的停滞不前有直接的关系,而破除学科之间的界限,扩张史料搜集的范围,或许正是一剂对症良药.跨学科史料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文学史研究的本质的还原.作为专门史的文学史研究,本身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学科为了建制的需要可以人为划分,而史料则无需区别对待.只要有利于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任何史料均可以加以应用.因此,将原属教育史、宗教史、政治史、语言文字史的材料合而用之,便非但不是擅自越界,反而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在史学研究界,这种对学科界限的穿越已屡见不鲜,远之有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近之则有国内外兴起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都堪为典型.时至今日,随着学科互动的增加,文学史研究再将史料的搜集限制在纯粹“文学”的范畴,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当然,文学史研究自有其特点,其史料自然当以文本为根基,但如能开放手脚,广寻他证,不仅治史的视域将大大放宽,治学境界也自当不同.就方法论层面而言,《语言》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建立在坚实史料发现与勤苦工作基础上,确实能够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跨学科研究.它对宗教史、教育史、语言史等多种学科史料的大量使用,甚至会使读者怀疑这是一本文化史而非文学史的著作.对此人们当然可以以“驳杂”批评之,但它的贡献不正在于以这史料的丰沛“驳杂”、曲折互证,使我们获得了此前未有的对语言运动、现代文学、语文教育之间多重关系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历史多面相的综合认识吗史家李济曾经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要获得“整个的知识”,也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只在文字材料中兜圈子的“内循环式”研究范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认识历史⑤.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也许只有告别那种固步自封的“纯文学理念”,自觉地穿越学科之间的藩篱,方能造就一种博洽宏观的学术视野,从而获得关于文学的“整个的知识”.

另一更深层次的启发或者说感想,涉及到青年文学史研究者如何建立自己的历史感,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感受.艾略特曾谈到：“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等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⑥其实何尝是写诗,任何一项真正严肃的人文科学研究工作,不都是需要几分历史意识吗但可能因为这“历史意识”太过平常了吧,人们反而常常忽略了它.就《语言》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现代汉语的形成当然与百年来西潮的激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把握必须成为西方理论的牺牲品.相反,正如《语言》所显示的那样,即便是研究与西方影响关系紧密的现代性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历史的、朴素的、本土化的方式进入,进行一种简明然而有力的“在地”研究,通过原生态历史事件和细节的平实叙述,通过对历史人物和现象的同情与理解,使我们置身于生动的中国语言变迁的历史情境,获得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历史的”理解,从而不至于使我们对本民族历史的言说变成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附庸.我以为,这正是在理论泛滥的时代青年研究者建立自身历史感的有效方法.就此而言,《语言》实际上提示了一条青年文学史研究者如何处理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民族历史命题的新路――也许可以称之为“在地的文学史研究”.它应该既有面向世界敞开的阔大胸怀,也有自己独立的阅读和思考；既能借鉴吸收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能珍视源自本土的切身体验,特别是应该以自身对民族历史的深入阅读和体会为基础,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而不至于陷入别人的话语场而不能自拔.生发开去,我们甚或可以说,《语言》所体现的学术风格对于青年一代学者在全球化的狂潮之下深根固本,恢复对民族历史的自主感知和分析能力,重建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本土认同,从而找到孜孜以求的学术原创性,获得更坚韧而长久的学术生命力,都有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是宣示一个结论或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思考和出发的起点,而这或许正是它最大的贡献.

①解志熙：《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序》,《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②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1页.

③参见刘皓明：《圣书与中国新诗》,《读书》2005年第4期；江弱水：《〈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读书》2005年第11期；刘皓明：《从字说到灵――对江弱水先生批评的答复》,《读书》2006年第12期等.

④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⑤转引自王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⑥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