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经济时代的天职

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受困扰.

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留鸟和候鸟,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为何只有喜鹊一直受着人们的喜受?家里的南阳台和北阳台上,天天都有斑鸠飞来飞去.写作时,这些中等身材、相貌俗气的鸟儿,经常隔着玻璃,在阳台上放肆地晃来晃去.我不喜欢它们,这种名叫斑鸠的鸟儿,品行似乎有些问题,比如习惯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擅于故弄玄虚,有事没事都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实际上,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数步之遥.因为这些斑鸠,才对与其迥然不同的喜鹊有所理解.喜鹊的模样.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总是从容、安详、优雅、高贵,哪怕是偷猎者的口就要冒烟了,必须逃离死亡的飞翔也是有尊严的.

由此想到,某些豪富家族、某些利益集团,在经济活动中,其影响力能够随心所欲地让证券交易所的大盘由红变绿,由绿变红,却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起码尊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为经济就是钱,以为文学只是“钱的经济”某种可有可无的饰物.斑鸠与喜鹊同属鸟类,习性也基本相同.从本质上看,却不一样.“喜鹊”的从容、安详、优雅、高贵,是由文化的修身养性得来的.“斑鸠”活得很累很紧张,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其实缺了最不能缺的文化.很多钱可以再造更多的钱,钱再多,只能堆积成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好看泡沫,要想快速铸造一代人的精神品质,实在是痴人说梦,画饼充饥.

由于不可能,便有了文学大跃进般的粗制滥造.所以,泛经济时代的最大文学出产,恰恰是文学的天敌――粗鄙.

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仅仅是画饼充饥还有拯救的可能；如若是将某些恶俗的书写视为文学国宝,便是饮鸩止渴了.泛经济时代的文学,不应当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低俗附和者,而应当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精神向导.

对于一个社会实体,经济是其肉身,文化是其风骨.肉身注定要腐烂.在历史中流传的是那种在庸俗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是那种不去贪欲的名利场上左右逢源的风骨.中国一些著名寺庙都有供奉得道高僧的肉身.这些肉身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是因为肉身之上那些更为著名的佛与禅,道与德.普遍人众尊重的看似肉身,实际上是用肉身修炼所得来的人生学问和凡尘文化.

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高速发展的奇迹,文学发展更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纵使坐拥金库也写不来文学,更别说伟大作品.

当极端的经济活动屏蔽了真的文学时,当所有人都认为经典文学正在经典地死去时,才能突显作家存在的意义.面对泥沙俱下的种种潮流,敢于激浪飞舟,砥柱中流是作家的天职.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人都是作家,才是作家的悲哀.当所有人都盼望做赚钱好手时,那不幸成为作家的少数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荣幸.这样的背景会使作家难于受到经济动物们的欢迎,也会使作家的责任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