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寻求与文学反本质主义的困局

1.本质主义偏好与文学功能价值的反思性规定

在探讨反本质主义思想之前,有必要思考本质主义思想的起源.应该说,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根源于人对自身生活的价值反思,也根源于直面对象自身价值的反思,它在方法论上得益于哲学的本质主义思考.哲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本质主义思考的智慧结晶,事实上,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反思,主要就“人是什么”和“万物的本源”,“何为存在”与“存在何为”等问题,确立了思想者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与“逻各斯”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中西方本质主义思考的最典型的成果.按照《周易》中的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按照希腊哲学的解释,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metephysics),主要探讨存在的真理,因此,思想史上逐渐将存在的本质或人类生活的本质问题之思看作是“形而上学问题”.现代哲学的兴起,其显著标志,就是直面古典形而上学的弊端并进行批判性反省.作为德国唯心论思想的开端,康德探讨了“未来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即如何通过知识论确立未来形而上学的价值坐标,不再以信仰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现代思想危机的重要标志是:从知识论的反省到存在论的反省,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逐渐被消解,新的价值基础无从建立,例如,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皆对形而上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从德国哲学来看,如果说,康德代表了近代反神学本质主义的方向,那么,尼采与海德格尔则代表了现代反理性本质主义的方向.实际上,后现代意义上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比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走得更彻底,即试图完全消解本质主义.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一方面反本质主义,一方面又重建本质主义,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反对本质主义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要反思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结论或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反思,是追问存在本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方式,它不仅有助于解决人类生活的目的论困惑,而且能够建立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信仰,所以,人类思想史上独特的本质主义思想偏好确有其原由.在中国诗学和美学中,追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和“审美的本质是什么”,往往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开端性问题或基础性问题,仿佛不进行这样的思考,文学就失去了意义,于是,对文学和审美本质的理论偏好,就主宰了我们的思想.问题在于,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形成统一的本质主义观念,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这不仅因为某种文学本质主义论断,未必就是正确的本质主义观念,而且因为它阻碍了新的本质主义观念的形成,所以,人们由对某种本质主义观念的不满,上升到对所有本质主义思想方式的怀疑,但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以新的本质主义观念取代了旧的本质主义观念.这说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确有其重要的价值.

文学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偏好,实际上,是哲学或神学的本质主义偏好的自然延伸.从哲学意义上说,“本质主义”,是理性的要求,也是人类生活的智慧追求,即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思想努力.“本质主义思想”,作为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有三大思想途径,即“哲学的途径”、“宗教的途径”和“科学的途径”,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还有民族的语言与思想智慧传统,应该说,本质主义思想支配了文明的发展与民族的思维.“哲学的途径”,崇尚追问“本质”,即追问万物的本源与生命的意义,为此,思想史上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学说,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宗教的途径”,崇尚信仰,这种追问,不是以知识与怀疑为前提,而是以信仰为前提,在神学信仰中,上帝或神创造一切,神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不可动摇的,必须直接接受,在宗教的解释中,神就是万事万物最后的本质,“科学的途径”,则是以实验与分析为前提,通过观察和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通过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人类的本质主义思考,逐渐突出“理性”的重要作用,因而,本质主义思想的哲学和科学途径,受到了特别重视,其直接目的,就是要摆脱宗教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事实上,这也是本质主义思考的重要转折,即从哲学与宗教的本质主义思想途径转向哲学与科学的本质主义思想途径,前者是古典的思考方式,后者是现代的思考方式.在西方,古典的本质主义的思考,即宗教和哲学的思考,他们主要探索信仰与存在问题,近代的本质主义思考,在经验论与理性论的思索,重视理性在人类生活信仰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现代本质主义思考的价值.不过,从现代意义上说,存在论的思辨与知识论的分析,构成了本质主义的内在紧张,知识论或语言论成了消解本质主义的最重要手段.在东方,宗教与哲学意义上的古典本质主义立场,往往通过学实践使本质主义信仰获得了意义,他们特别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不过,这个“知”,不是建立在科学知识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上,始终没有超越哲学的思辨.

现代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本质主义思潮,在如何理解信仰、生活、理性、科学、现实等等问题上,始终存在尖锐的冲突.存在论与知识论的紧张,理性与意志之间的紧张,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质主义思考,可以造成思想的深刻,或者说,有助于生命价值与理性生活意义的深刻理解,但是,这种本质主义偏好,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本质主义思考总是追求惟一性,呈现出思想的僵化.其次,本质主义的哲学反思,最终找不到真正的标准.我们的本质主义思考的冲突,就在于哲学与科学始终处于分离状态,实践理性与生命意志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本质主义思考的价值,在于能够坚守和信仰,并不利于科学与理性,而西方知识论的要求,对自然的研究越深入,对哲学思辨的超越力度就越大,不过,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或宗教意义上的本质主义,依然对生活价值信仰具有决定性影响,并不因为科学知识论的深化而消失,这正显示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两难.正是在这种本质主义的思考下,文学理论解释,以文学艺术创作为对象,对文学创作与接受形成了自己的“本质反思”.文学的本质主义反思,从解释学意义上说,主要解决了“文学是什么”和“文学为什么”的问题,其实,就是知识论与价值论问题.在西方诗学中,模仿说、形式说、劳动说、再现说和表现说,等等,皆是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在中国,文学本质主义的思考,有“诗言志”的看法,或者,用刘勰的话说,即“原道、宗经、征圣”,这是古典意义上的文学本质观.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反思偏爱意识形态立场,把文学的本质理解为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西方后现代思想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反思,偏爱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和审美文化的角度把握文学的本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文学本质观念,就是坚持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立论,别的本质主义检测说,皆排除在外,这就形成了文学本质主义思考的定势.人们之所以要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是“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主要是考虑文学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故而,特别规定意识形态性或审美意识形态性是文学的基本本质.问题在于,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并不能保证惟一本质观念的普遍可接受性或正确性.当人们试图对文学本质进行新的规定时,就面临着固有本质主义观念的巨大束缚,这种本质主义的束缚,有时甚至阻碍了思想的自由探索或文学的自由想像,显然,这是人们极力反对的.也就是说,面对文学的本质主义思想要求,我们必须选择多元化的本质主义思想观念.问题在于,我们既有的本质主义思想已经定型化了,又不允许新的文学本质主义观念占有思想的市场,这就是文学本质主义的潜在弊端:即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定于一尊,思想得不到发展.于是,反本质主义思潮就找到充分的理由,他们把对僵化的本质主义思考的“怨恨”,归结为本质主义思想方式自身的“困境”,这样,就试图从表面把本质主义思考彻底抛弃,其实质意图,则是想从文学的后楼梯,把新的文学本质主义观念接受进来.

从文学的发生来看,文学与人的生命活动血肉相连.当我们生活中需要歌唱时,就有了诗,当我们的英雄故事需要叙述时,小说就有了,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人们在表演中享受生活.我们在艺术中看到生命中的自我,在艺术中看到生活的本质,在艺术中坚守生活的信心,这就是文学本质在文学活动中的自由体现.所以,从文学本质主义的历史争辩中,可以发现,无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有多少直接冲突,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的本质主义,主要呈现为两种历史思维方式:一是文学本体意义上的“本质之思”,这就是以语言与文本为中心的本质论,二是文学功能意义上的“本质之思”,这就是以美感与教育为中心的本质论.其实,这两种思维方式皆是有意义的,但是,文学本质论者往往坚持一元论,传统中国诗学强调文以载道,所载的是“教化之道”,儒家等级制仁爱的道,但是,在儒家所载的道中,人没有现实平等的地位,故而,这个“道”中充满了怨恨与压抑.后来,文学本质主义坚守者,主要强调文学本质是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如果把这一规定理解成通过文学创作而建立的思想体系,那么,它并没有进行基本价值的规定,实际上,只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文学本质的思考,只要不是一元化,不是僵化的思维,就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本身的形式特性,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的精神本质和社会文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本质论的思考必须是多元的,而且,在这种多元的本质之思中,文学可以形成思想包容与价值整合,从而,形成开放的文学本质观与文学价值观.

严格说来,文学本质主义思考,应该提供文学本体与价值思维的方向,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结论,本质主义思想,应该具有自己的开放性,应该像康德那样,立足于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开辟道路.我们的文学本质主义之思,就应引向对文学的正确价值之思,它的出发点是人,它的落脚点是人的自由与幸福,是文明的美感与自由想像力.如果说,我们的固有文学本质之思存在致命缺陷的话,那么,其根本缺陷在于:它没有把本质之思理解成文学的价值探寻方向,而是看作文学的唯一价值律法.从文学本体意义上说,语言与文本可以进行无限自由的解释,这样,文学本质之思就充满了思想的开放性.语言的形式与文本的结构,其中蕴含着许多创作的秘密,它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文学本质的呈现,事实上,文学的多重本质,就是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解释以及对人类生活价值的反思性解释.正因为“文学的本质”从实践意义上看并不具确定性,所以,当文学反本质主义者向文学本质主义的结论开炮时,仿佛就找到了目标,其实,反本质主义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思想目标.文学的本质之思,实际上,既应是文学本体与文学价值的自由之思,又应是人类生活现实与自由存在之思,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承认,文学本质自身永远是多元的,文学本质之思必须是无限开放的.

2.反本质主义立场与先锋文学理论的内在困局

从思想史的演进来看,“反本质主义”,正是基于本质主义思考的内在危机而形成的对抗性立场.在方法上,他们主张自然主义描述的方法,在观念上,他们采取解构主义立场,重视批判与否定,主张新的不确定性思想方法与原则,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消解传统的文学本质主义思想方法与经典文学价值观念.从后现代意义上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显得极为关键,其实,德里达也只是对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某种新的改进.海德格尔虽然也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但是,它与尼采一样,皆主张重建形而上学,形成新的形而上学原理,即便是康德,也是从反对古典形而上学出发,主张重建未来的形而上学.这说明,反本质主义,并不自今日始,从西方意义上说,是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也就是说,此前的本质主义思考,存在“希腊传统”和“希伯莱传统”:希腊传统代表了素朴的知识论传统与理性价值论传统,希伯莱传统,则代表了宗教信仰传统与非知识论传统.文艺复兴运动的直接动机,就在于从基督教神秘主义或宗教信仰主义,转向希腊自然哲学与主义思想传统,说到底,就是为了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从宗教哲学向哲学科学的转向,是理性主义反思与深化的必然结果.经验主义的兴起,正视了感觉与想像问题,理性主义则强调我思与先验问题的重要性.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冲突中,康德正视哲学科学与宗教哲学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他强调知识论的重要地位,或者说,感觉、知觉和想像,是知识论的基础,一切只有通过感觉、知觉和想像才能证明,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公开否定神秘主义信仰,最后,他只想“给信仰保留地盘”,因为知识论或者说理性最终也无法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这就给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即只有通过感觉和知觉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从感性直观入手,解释时间与空间问题,然后,从超越论或先验论基础上解释人的“知识如何可能”或“先天综合如何可能”、“数学综合如何可能”只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纯粹理性”问题.纯粹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基础,只有找到纯粹理性的基础,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才会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就是要建立理性的至上尊严,然后,由纯粹理性支配实践理性,这样,人能知道什么人能做什么以及人可以希望什么就能得到很好的回答.

在这种探讨未来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康德其实有其内在的思想局限,即他不肯正视“意志”的重要作用,也不肯正视“情感”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理性与意志之间,理性与情感之间,人的这个“自我”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但是,康德肯定意识到这样的危险性.意志是与生俱来的,意志的体现通过本能的方式体现出来,情感是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发展的,理性则是人类生活教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高级发展阶段.理性要制导意志,并不容易,同样,理性制导情感,也不容易.不仅如此,康德还回避了人类思想中最重要的生存论或存在论问题,或者说,存在问题,在他那里,还不是人的真实生命处境问题,而是人的知识与行动问题,即“如何知识”并且“如何行动”,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康德始终忽视意志的非理性力量,回避了理性永远不可能解决意志问题,但是,康德正视了情感的自由与审美的自由,并且,把“美”看作是“道德的象征”,这些,既可看作是古典美德的现代化,也可以看作是审美判断与目的论的调和.康德的反本质主义问题没有答案,而康德的新本质主义之思,因其内在的矛盾也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尼采与海德格尔,是康德之后的新本质主义思考者.尼采在叔本华和费希特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本体论,特别是感性生命本体论,或者说,尼采的思想核心,是把“意志”摆在核心位置上,轻视知识论与理性主义,强调生命意志表达即存在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不在人之外,而在人本身,尼采以感觉主义或身体主义重新回到存在本质论.其实,人类一直围绕于本质主义的思考,只不过,找到的答案或开辟的路径不同而已.如果说,康德主要面对理性或自我意识问题,那么,尼采与海德格尔则回到了存在(sein).在各种各样的“在”中,我们如何发现本质或者说,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得到本质的理解或对真理的把握尼采与海德格尔,皆从存在体验中得到了发现.通过“人在世界中”的体验,尼采发现了“酒神精神”,海德格尔发现了“诗”,这并不是什么方法,而是人与对象共在时的想像或情感意志,或者说,这就是能够接近存在的本质方式.在尼采看到,生命就是要回到意志,回到意志的自由表现,这就是他的生命本质观.海德格尔则通过尼采的“生命轮回”学说,找到了神性存在观,但这神性,不能来自于信仰,而只能来自于诗,这就把生命存在本质看作是个人想像与体验的事.尼采的反本质主义采取的是倒退的方法,即主张倒退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此作为人类生活拯救的方法.尼采企图借助纯粹的意志,或者说对原始意志的崇拜,使人更好地回到生命自身.海德格尔的反本质主义,虽然否定先在本质,但是,他所主张的还乡式想像,其实,又回到了对那个神性本质的把握.他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是不彻底的本质主义之思,因为他依然迷恋形而上学,只不过,他的形而上学回到了反思立场,回到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他重视存在的反思体验,将生命与自然或者说将一切本体理解为存在论问题,在存在的体验和描述中突出存在的意义.所以,根据哲学的思想传统,反本质主义,无论如何,不能脱离本质主义必须涉及的基本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明白了这一点,那些反本质主义的聒噪就显得有些好笑了！

除了存在论的本质主义重建和知识论的本质主义重建以外,反本质主义,在西方思想语境中,具体体现为四种反本质主义倾向.即,(1)语言论哲学的反本质主义.这是由维特根施坦发动的,维特根施坦的语言分析,重视语言的日常意义,即通过语言与存在,语言与事实的关联,建立语言的认知价值.按照维特根施坦的语言分析方法,语言必须能够描述生活,必须使得经验的世界变得自明,或者说,经验世界的生活可以通过语言来建构,如果经验本身不能通过语言来呈现,那就属于神秘领域,而这正是世界的界线.无疑,语言分析的方法,把神圣、神秘和不可言说的本质统统搁置起来了,实际上,这是对本质主义的消解.(2)思维方式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将此进行了彻底思想实践.从思维意义上说,任何思维皆有“先见”,检测定某种思想是正确的,即不以证明为前提的坚信,德里达则突破二元论思维,消解二元论的对立,这样,它的思维就变成了“在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德里达突破了传统思想的顽念,即怀疑那种必须建立中心,并且必须确认唯一本质或最高本质的思维方式,按照解构主义的观点,如果将本质的内涵不断外移,那么,中心和本质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应该说,德里达废除了传统思想的中心论或本质论,但是,他又提供可以无限思考中心与本质的方法,也就是说,中心和本质,随着对象的变化,可以无限形成.如何理解德里达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反本质主义,基本上,是方法论的反本质主义,他只是提供解构主义立场,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反本质主义结论,因而,他的思想影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很容易厌倦.(3)科学哲学的反本质主义,这在波普尔等的思想中有明确体现.科学的反本质主义,就是对僵化思维的突破,通过猜想与实证的讨论,波普尔强调实证的重要意义.如果相信某种本质观念,科学就得不到发展,事实上,有些曾经被认为真理的本质观念,恰恰在实验科学的证伪过程中显示出错误,这样,科学的反本质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陈说,或者说,任何真理皆不能不加实证而予以采信,只要不断进行实证还原,被确认正确的才能坚持.(4)历史哲学的反本质主义.福科对此进行了具体探索,他认为,历史学叙述中的正统意识,阻碍了历史的真正认知.他从边缘历史中,从边缘人的生存中,从我们文化有意的遮蔽中,发现了另类的历史,而且,这些历史事实,确实在历史生活中存在过,通过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描述,突出了历史的真正复杂性.福科确实触及了传统历史学存在的问题,因为真实的历史发展与历史学叙述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对待历史自身,不能完全信赖历史学已有的叙述,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可能更能看出人类生活的本质特性.这种解构性思维,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所崇信的部分历史事实恰恰遮蔽了无限广阔的历史本身.从反本质主义的四维发展方向来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本质主义思考肯定要有所取舍,即通过最大公约数来接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这种本质思维方式,确有其根本性局限.

在我看来,本质主义思考与反本质主义思考,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即当人们提出某种事物的本质属性时,确实应该得到来自反对方面的意见,这样,本质主义思考才不致偏离真理的方向.同样,反本质主义必须依赖本质主义的思考,如果没有本质主义思考作为基础,反本质主义不会有任何着力点,甚至会迷失历史与生活的方向.反本质主义,成了时尚的思想方法与立场,这与人们热爱挑战权威或传统有关.西方人反本质主义,主要基于科学认识论,在知识论的前提下反对本质主义.从人文科学意义上说,反本质主义,就是要重新思考本质主义关于人或人生真理的各种界定.也就是说,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的目的,不能简单或决断地给予解答.在理性与意志的冲突中,理性主宰不了意志,意志甚至可以操纵理性,甚至披上理性的外衣,在理性之下,意志更难把握.在理性辅助下的意志,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人类生活的存在本质,就在于理性反过来在更恐怖的程度上怎么写作于意志.如果说,纯粹意志或原始意志,只能借助野性力量表达生命本身,那么,理性辅助的意志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这是康德所未能正视的.反本质主义,使经典价值观念失去了意义.在理性支配下的知识论,使人类越来越不像人,知识论是人类深刻的自我异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理性的良好目的支配下,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致命危险.

哲学科学的反本质主义,影响了文学的反本质主义,因为文学的本质主义和文学的反本质主义,仿佛就是哲学本质主义与哲学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翻版.反本质主义,使文学丧失了基本价值立场,陷入了彻底的感性主义与娱乐主义.按照现象学的本质主义思想方法,它并不是否定本质,而是对生命存在体验的意识内容更加重视,对生命美感或生命本质,通过意向性分析进行了更好的理解.按照现象学的本质观照方式,它重视身体与他者,重视自身意识与体验意识的主体间性.文学的反本质主义,并没有真正反本质主义,而是开辟了本质主义的新的理解方向,例如,从审美转向文化,从艺术转向生活,从经典转向非经典,从中心转向边缘,这更进一步证明:本质主义之思,不应是固守一尊的,而应是无限开放的.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更应强调对人类生活意义的思考,强调对人的命运或人的情感意志的思考.按照本质主义的观念,人应该越理性越接近自由的生活或美好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发现,理性生活追求,并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幸福要求,甚至,对理性生活的追求越甚,人类越是偏离生活的幸福.理性生活,必须要人类的情感意志生活处于服从状态,而这恰恰是人类意志所不愿意做的,因为人类生活所感受到的幸福,往往就是情感意志层面的幸福,并不是理性生活层面的幸福.文学永远从活生生的存在意志与情感出发,所以,文学本质主义的思考并不过时,同样,文学的反本质主义思考,向传统文学本质观所发起的挑战,可以刺激文学理论就文学的本质与生活的联系进行新的解说.也就是说,反本质主义思潮可以推动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并不能消解文学本质主义思想的意义.

3.普世价值的再反思与文学本质主义的多元化

既然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真正接近文学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从目的论意义上说,文学的本质主义之思,可以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能够坚守文学的真理与正义,能够坚守生命的真理与正义.事实上,这是文学本质思考必然要强加给文学活动的主体的思想任务,这样,才可能阻止文学活动滑落到无聊游戏的边缘,或者说,它可以阻止文学只是人类情感意志的简单宣泄.文学的反本质主义,只是在挑战传统文学本质主义观念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它所要挑战的是传统的文学本质主义观念,而不是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既然如此,反本质主义思想就可以弥补本质主义思考的缺陷,但是,它决不能代替本质主义思考.反本质主义思考,并不能拯救文学,也不能使文学有更好的选择.面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倒是应该反省传统文学本质主义观念的固有缺陷！在反本质主义思想的推进下,重新寻找文学本质主义思想的崭新内涵,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重新寻找文学的价值,即文学的创造性价值与文学的接受性价值.从根本上说,文学本质主义之思,就是对人类生命活动的价值的本真回归.因此,普世价值的反思,在文学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冲突中,显得非常重要.没有普世价值的反思,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同时,文学不仅会迷失方向,还会陷入目的论的危机.因此,从存在论出发,以审美与道德为核心,文学的本质可以获得新的解释.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文明自身的传统,回到中国古典审美道德理想中去,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现代意义上说,还可以回到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些思想,皆是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形而上学的重要据点.实际上,人类思想史也始终绕不开这些问题,就是要给予本质主义思考以新的回答.你可以反对本质主义,但你必须回答本质主义提出的问题,你可以反对形而上学,但你必须解决形而上学的难题.在我看来,反本质主义应该是为了重建新的本质主义,而不是消解本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这样做的,同样,反对形而上学,是为了重建新的形而上学,或找到通向未来的形而上学道路.在文学本质主义的思考中,坚守文学创作审美思考与文学生命价值的思考,具有特别的意义.从基本问题出发,寻求文学的价值,这是有意义的思想方式.文学的本质主义,不是要陷入文学本质一元论,而是要保证文学的多元主义,坚守文学的审美道德主义或生命价值立场,不会形成文学的一元论,不会限制文学的自由思考.在多元化文学选择中,我们应该回到思想的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中,从思想史与价值论中重新寻找文学的内在价值支撑.

从古典意义上说,我们要回到周易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上来.从文学的价值探索意向来说,生活美好与人生幸福问题,是文学必须关注的主要内容或基本目的.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性或悲剧性,而且要回到人自身的美好德性信仰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传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学具有特别的意义.回到美德,或者说,回到原始儒家和道家的道德论,回到周易的道德论,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周易道德论,虽然没有确立社会公正与法律公正的特别意义,但是,周易的天地公正理念,就是美德价值信仰.易传从天地之大美和天地之德性出发,即“天地之大德曰生”,他们相信,万事万物皆有美,但是,他们也承认生活中有无穷的困境.易经和易传哲学所提供的生存在于,我们始终要保持心理的善念,像天地自然一样具有利他的秉性.通过自然事物的美丽或吉凶转换,“易传”坚信生活存在美丽,在正义与邪恶之间,苦难与光明之间,必须找到充实而高尚的德性.这一问题,在过去的美学解释中,并不是特别受人重视,从民族价值与普世价值协调意义上说,前者的积极内容更应得到重视,特别是能与后者取得一致时.周易哲学,比别的哲学思想更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检测定人类本性美好,因为他们首先检测定了天地无私与天地生生的伟大德性,试想,如果天地偏私,人类如何能有自由的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检测定天地或人生“全美”与“全善”,他们看到,即使天地不是“全美”与“全善”,也应承认,天地德性中充满着“大美”与“大善”,所以,人生总是不圆满的,这没有关系,只要人生能够“向善而在”,人生不好的方面也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总之,天地是公正无私的,天地也是大美不言的,因此,人生就应该体察到天地的伟大德性,以天地美德作为生活的目的,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永远充满美好.在我看来,这种本质主义通观,就是中国人的乐观主义哲学,所以,无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只要我们善于发现生命中伟大而美好的德性,就一定能够战胜黑暗,迎来光明.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就应该回到这种天地美德的思考上来,这样,文学艺术中永远充满光明的力量,充满着生命的正气.

与周易美德信仰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具体地从人生出发,从现实出发,强调美德就是生命的本质信仰,就是城邦的伟大信仰.这种本质主义,不是推理或检测设得来,而是从人类生活的目的出发,根据人类生活的目的提出的价值准则.从城邦出发,亚里士多德强调美德在生活中的意义,他设定了“美德德目表”,同时,也设定了“恶德德目表”,通过这些德目的比较,人类从自身的生活理想出发,很容易确信美德在人类生命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正直、友谊、高贵等美德,作为城邦生活的自由价值信仰,它给人类生活指明了坚定的方向.从普世价值信仰意义上说,这些质朴伟大的生命真理是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德性即幸福,追寻德性即幸福,有德即幸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总是批判生活原则,这是因为伪生活原则或不符合人类生活自身的原则,干扰了人的正常生命要求,结果,美德被遮蔽,恶德变成了美德的化身,自然,从这个意义上,否定乃至批判伪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类真实的美德生活是不能加以否定的.问题在于,许多艺术家只要一听到人们提原则,就本能地加以反抗,好像文学艺术就应该反对道德并挑战道德原则,显然,这是不符合文学的本质主义要求的.

从现代意义上说,我们要回到康德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上来.康德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非常关心个人幸福与人类幸福的问题,如果说,康德从纯粹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马克思则从革命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康德主要从知识论出发,强调道德自律,坚守义务与责任的实践意义.理性与自由的统一问题,是康德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康德特别强调,自由是理性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感性意志的自由表达,这是“任性”,不是“自由”,自由的基础就是理性信念,也就是说,理性要求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价值承担,是责任与义务,这责任和义务是如何规定来的就是从理性的反思中形成的.实质上,这就是本质主义的思考,因为本质主义的思考就是要从个别寻求一般,只要当事物或真理具有普遍意义上,才是理性可以坚守的原则.从理性出发,有些价值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这就是本质主义的信念,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不是个人感性想像的产物,而是具有理性确定性的公共原则.显然,这是反本质主义所最不乐意接受的,事实上,人类生活必须形成这样的共识,如果人人任性而为,世界岂不成了纯粹意志的较量.“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然之鸟’:凡在法律之外生活者,既是自由的也是不受保护的,像一只鸟儿.这样,自然的和不受调节的自由限制原来是无统治的乌托邦意图的对立面,即是一种无限制的、从而是人对人任意统治的危险”.康德没有看到,意志对理性的巨大挑战性,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不愿意信仰理性,但理性与意志是冲突的:如果服从理性,就要牺牲意志,人类就会失去许多生命的快乐,如果屈从意志,生命个体可以得到快乐,但必然与理性生活价值相矛盾.这是人类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文学本质主义的探讨自然需要正视它,所以,我们在坚守文学本质主义理想时,并不是说,创作者必须处处捍卫理性原则或美德,而是说,在面对人类生命意志与情感需要的同时,要思索理性生活的意义,探讨美德的价值.

从文学本质主义意义上说,生命的美德并不是现成套用的,而是需要探索的,特别是要从个体生命实践出发,去探索生命美德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生活表达的丰富性.文学的本质主义要求,不需要具体的美德概念,但需要丰富生动的美德形象或美德事实,这才是我们应该从康德哲学所应得到的启示.人类个体生活的选择是多样的,因而,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建立价值观,个体的价值观是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共同价值观必须满足每一个体的美德需要.文明生活中皆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它带有自己的规定性,可能具有反生命的本质观念,但是,它必然以发展生命并张扬生命为主导,因为只有这样的价值才具有开放性与自由性.康德与马克思的“世界公民意识”,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具有普世价值立场.普世的价值立场,就在于回到人自身,康德相信,人的认知与理性,特别是对理性的理解,决定了理性不受情感与意志支配,理性的意义就在于:理性能够规定生活的美好目的,即相信理性能够决定生活的正误,可以确定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实践理性,不是实践决定理性,而是理性决定实践,康德相信,理性具有决定正确实践的能力,因为理性能够辨别善恶美丑,于是,在理性权衡中,人的实践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主要从实践出发,他看到生命存在的异化,这是康德所没有正视的.也就是说,康德从理论上检测定了生命的理性原则,建立了人类的理性价值信仰,但是,康德并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不平等性.马克思则从现实生活出发,强调生命存在的自由价值,不是仅靠理性信仰所能完成的,因为穷人与富人处在不同的生命境遇中,按照同一标准,衡量穷人与富人的道德,好像富人更有理性,其实,这是忽视了生命的现实异化问题.理论的普世价值的确立诚然重要,但是,真正的美德,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我们一定要照顾到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境遇.无产阶级的现实境遇,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衡造成的,由于社会的不平等,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许多权利,例如:受教育的权利、人格平等的权利、发展自我要求的权利,结果,在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美德就失去了普遍有效性.马克思的幸福,显然,也是从理性出发,但是,他在康德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康德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马克思则从现实历史生活中发现,人是不平等的.马克思还发现,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优越地位的,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决定了人类现实生活的永远不平等.要想实现人类生活的平等要求,就需要让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不平等的现实不可能依赖善良意愿而改变,因此,马克思的幸福在强调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还强调工人阶级的联合与解放问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工会组织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的基础上,人们找到了新的价值原则,或者说,找到了自由平等的现实可能性.人们并不迷信有一个大同世界就等在那里,并且相信人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实现平等与大同.但是,大同的世界,可以通过普世价值准则,特别是有关人权的全面探讨,在法律的基础上重建基于公平的幸福生活来实现.大同的世界,不是无欲的世界,不是纯粹的世界,而是美德与规范自由作用的世界.

康德与马克思的美德思考和现实思考,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考不能放弃这些问题,它需要从形象出发,通过形象,创造性地探索人类现实生活自由的可能,探索人类幸福的可能,这就是哲学本质主义对文学本质主义的渗透.在普世价值的反思中,现代西方哲学始终挣扎在知识论与价值论之间,即使是语言论哲学,从根本上说,也没有脱离知识论与价值论问题,只不过,他澄清了知识的限度和边界.与此同时,存在与生存问题,在现代价值的思考中,显得更加重要,因为美德不只是知识,更是价值信念.按照人生的本质主义信仰原则,如果说,文学本质主义的“正题”是人的自由与幸福问题,那么,文学本质主义的“反题”则应该是人的不自由与不幸福问题,从文学目的论意义上说,两种思考皆是必要的,人自身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解决的.如果人类的问题可以单向地从美或不美,恶或善二分法中进行解决,那么,人类的生活早就趋于完善.应该说,人类经受的苦难比人类经受的幸福更多,或者说,正因为人类始终经受着苦难,才有对幸福与自由的无穷想像与探索.普世价值的思考,不能采用坚持或反对的单向思考原则,确实需要采取双向的思维路径.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光明如何在光明时思考黑暗这是文学应有的本质主义承担.真理的知识性论证诚然重要,真理的价值论捍卫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是知识论与价值论的两难,没有知识论支撑的价值论,是无法得到普遍信仰的,而没有价值论为基础的知识论,则是纯粹的游戏.我们应该回到存在,回到生活,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其出发点和前提,是人,活生生的人,不是某个人的幸福,而是所有人的幸福.文学的多元本质主义反思,并不是没有方向的探索,而是要基于人的幸福,人的生命自由的思考.文学的本质主义,应该坚守于此,这是从理论上可以加以证明的,同时,也具有创作实践或生命实践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文学的本质主义思辨,不应在文学形式或本体问题上有过多的停留,而应重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价值的落实,这就是说,文学应以坚守生命之道为根本,如果反本质主义丢弃了生命的正义与人生美德的信仰,那么,其思想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持久.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