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守望2007年第3期

八十年代是个的年代.

之所以,皆因为那时,有着一批肩负文学的历史使命,以纯真的生命热情为新文学的诞生奔走呼号的人们,他们成为八十年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在八十年代文学中,显得特别重要.那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或已崭露头角或成果丰硕,而在“”中历经劫难,“”后复出的一批中年评论家.他们为八十年代文学的理论建设,特别是对青年评论家的培养,负着重要的责任,正是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千千万万的人到光明的地方去,才有八十年代中期青年评论家的大量涌现,为九十年代以降的文学批评积蓄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活跃文坛的中老年评论家,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劲旅和批评的精神资源.陈骏涛先生,就是其中值得尊敬的一位.

1982年,我是海南岛一所大学有六年教龄的青年教师,那年到南京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住在AB楼,记得有一天中午,陈骏涛先生在有几百名代表午餐的大餐厅,特意向代表们介绍我和陈剑晖.他大声朗朗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大意是说,他特意向大家介绍两位年轻朋友,他们都来自祖国最南端的边陲之地,在艰苦闭塞的环境中做文学评论.那时我们是没见过大世面名不见经传的南方青年,经陈骏涛先生的推举,顿时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们刻苦努力.之后,我们取得一些成绩,我想,和这一瞬间是有必然联系的.

1986年,《中国青年报》介绍推介一批青年评论家,陈骏涛先生负责推荐,他又把我和陈剑晖列入其中.我的推介文章由杨世伟先生撰写,因为我的《论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一文是他编发于《文学评论》的.陈骏涛还直接地推动了1985年在厦门、1986年在海南的两次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这两次会议是八十年代全国评论家特别是青年评论家队伍的大检阅,也使青年文学批评群体,开始进入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视野.与会的青年评论家,在后来的文学史发展中,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这个青年批评家群体,直接成为了同年陈骏涛先生负责筹备组织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中坚力量.在这次会上,青年评论家非常活跃,会上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和《文学评论》组织的“青年作家对话会”,成为了此次会议的热点,也引发了许多全国性的文学讨论话题：诸如“新时期文学的危机问题”等等.而这些青年评论家,大多直接受到陈骏涛先生的指导与扶掖.诸如周政保、许子东、陈思和、南帆、黄子平、王绯、罗强烈、宋跃良、王光明、陈晋、朱向前等,陈骏涛先生都亲自为他们写推介文章,而在八十年代,这些人都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陈骏涛先生的文章,对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力,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而这些人也不负厚望,他们的文学评论,直逼九十年代批评群体的文学成就.

我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诸神的合唱》和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的总序,都请陈骏涛先生作序,陈先生总不拒绝.他在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总序中写道：“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接的四五天,我一直沉浸在电脑上阅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暗夜舞蹈》.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电脑上读这么长时间的东西.过去读小说都是捧着一本书,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床上看,如今却只用一个姿势,死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断地删除那些与正文无关的各种符码,才能顺当地读下去.坦率地说,这对于一个早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还是认真地把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读完了,而且我庆幸我这四五天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部真正用自己心血浇灌出来的,而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好书.同时,我为郭小东终于完成了他的《部落》三部曲而感到高兴.”我在请陈先生写序时绝对没有想到会让他这样辛苦,为此,我非常内疚.此后几部长篇小说,也动了请陈先生作序的念头,但总再难启齿.

许多青年朋友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陈先生都为之作序.他的序中不单有非常中肯的分析和批评,同时还有一种你不敢推卸不敢怠慢的期待.而他一经为人作序,他势必会在文坛上时时留意和跟踪你的脚步.特别是：你是否信守了你的文学诺言?

我在写完《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之后,曾在后记中说到即将开始第三部《立地成佛》（后改为《暗夜舞蹈》）的写作.但五六年过去,我依然没有动笔,直到有一天,我非常偶然地在《北京文学》杂志上读到陈骏涛先生和加拿大学者梁丽芳的对话录.文中他谈到八十年代崛起的知青作家,并对他们的创作做了精辟的评断,分析了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知青文学的走势.他特意谈到我的知青文学创作,并对原定第三部《立地成佛》的写作搁置表示了关切与遗憾.我读着他的文字而愧疚自己对文学的悲观情绪,我想应该重新调整我对文学的认识与期许.正是陈骏涛先生对我的满怀期望和流露着的失望,令我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后,即动笔写作了第三部.

在写作中,我时时会记起陈先生对知青文学的一贯思考.这些思考不但影响了我的知青文学创作,也引导了我的知青文学研究.我惊异于陈骏涛先生对知青文学的真知灼见和理论锋芒.他没有做过知青,但他去过干校.他对知青这一代人的深切理解感同身受既是感性的,却又比知青自身更具理性的省察.他的评论观念始终和当代最年青最先锋最前沿的思考和反思同步,时时和年青的文学理念,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九十年代中期.有人在《文学自由谈》和《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以极“左”姿态对《中国知青部落》进行批评.陈骏涛先生应《羊城晚报》之约,发表文章对之进行了客观的臧否,并阐述了知青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正视听.他从来不回避或屈从文坛的风向.他总是敢于直面文坛的纷争.

记得1998年,陈先生出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重庆召开的学术年会.那时适逢《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骚动文坛,许多人对这篇答卷和由此引发的文学流向感到迷茫.陈骏涛先生对此有非常明确的立场和态度.我从未见到陈先生是如此激愤,他本以对青年和新事物新观念理解和宽容著称,但那时,我目睹的陈骏涛先生更像一个“愤青”.他在大会上做了一个中心发言,观点非常鲜明严厉.我明白陈先生的激愤不是一种守旧或卫道,而是对青年的德行和青年文学前途的担忧.《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文,在今天看来,更类似于目下网络上的所谓“恶搞”.本也不至于如此大动肝火.但在1998年,“恶搞”还不成气候或还未被人明确理解其本原时,陈先生有些天真的义愤与担忧之情,是很令人钦佩的.

凡是关乎青年和青年文学的话题,几乎都可见陈骏涛先生的身影.1994年,我的长篇小说《青年流放者》出版,他组织并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之后,他特意到汕头,和我作了一次长篇对话.当年的《作家报》用了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题为《精神的守望者》的对话.在“对话”里,他表达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是新时期青年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

前几年,陈骏涛先生赴香港讲学归来路过广州,我邀了程文超和广州花城出版社、《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的田瑛、陈志红等人,为陈先生接风.眼见陈先生,因为命运多舛的女儿和东奔西走讲学的劳累,而渐见瘦弱苍老,心中有许多的感慨.

2003年3月,我去北京为我所在的学院办事,他正好在天津开会.他帮我一个个地打约人,把汤吉夫、夏康达、乔以纲几位先生一一请来聚会.他和我一起回到北京,已是傍晚时分,没有顾得上回家,又陪我去见王富仁先生.那时,他女儿正在病中.事后我才知道,真是非常内疚.陈先生总是让人在事后内疚,也许这正是他的宽厚之处.记得1990年,我想去北京做访问学者,打向他咨询合适的导师.他当即与王富仁先生联系.王富仁先生那时正在考虑接纳陕西师大的李继凯,听陈骏涛先生说我的时间非常急迫,不能拖到明年,以他和王富仁先生的交情,王富仁先生这年先接纳我.在此我在感谢陈先生、王先生的同时,还要向李继凯师弟致歉（第二年李继凯如愿做了王富仁先生的访问学者）.

陈骏涛先生对人对事总是非常尽心尽力,到了令人无法不感动动容的地步.2001年,他为了《中国知青部落》的研讨会,整整忙了半个月,也拖累了他的学生孙牧、郭锦华等人累个半死.倒是主办方花城出版社和作者我,无事人一般乐得清闲.他从找地方布置会场请评论家请媒体到搬运发送样书,事必躬亲,其中有许多无法说得清楚的麻烦.

我在遥远的南方广州,凡事关北京,不论公事私事,我都会想到陈骏涛先生.给他,请求帮忙,他从不拒绝,做不到,他会为你想办法,打,多方善终.受人之托,他总是牵系于心.那一年,我的女儿拟从南开中学转到北京101中学读书,我请陈骏涛先生给她一些北京的指导,女儿也希望能得到北京文化前辈的指点.陈先生请来了雷达、王富仁先生、田珍颖、韩小慧女士等,让我女儿大开眼界.

这次他的学生陈墨等为他筹办纪念文集,约我写文章,发了三次电邮给我,我都没有收到,又找回陈先生.陈先生终于找到我,他给我发来短信,读后令我非常难过.陈先生总是为他人着想,谦恭宽厚之情溢于言表.我近三十年来的成长,点滴进步,与陈先生关系甚切,写一篇陈先生的印象,本是我心怀感恩的难得机会和责任所在,陈先生竟如此谦和,真令我无地自容.现将短信敬录如下：

小东：

是这么回事：我的学生们想为我出一本纪念文集,这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我挡不住诱惑,就同意了.要找一些人写点文字,拉大旗,作虎皮.我就提供了一个你,却不料陈墨三次发函居然你一次也没有收到.不知道这互联网是怎么回事?

如今时间很紧迫了,而你又身负重任,又如此之忙,实在不忍心打扰你.这样吧,我把陈墨他们的三次信件都发给你,另外,也把这本书的目录、我的学术简传以及新近完成的批评家自传初稿,从附件发给你.你有时间就翻翻写点文字,没时间也就作罢论,如何?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手机或座机的?以便联系.等

这就是陈骏涛先生的风格.他的为人处事和学问风范,是我们这一群从八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文学青年所难以企及的.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张炯、刘锡诚、吴重阳、王富仁、雷达以及更年长的一些如朱寨等,这些学人的学养和人格精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份做人的财富.他们的人格里,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和儒家礼仪的风致,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曾经喝着狼奶长大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所缺失的.

当我在深秋依然酷热的南方,写下这些关于陈骏涛先生的文字时,我心头忽然有一种过分沉重的痛楚.那就是陈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而依然胸怀坦荡仁爱待人,我们也即将老去,我们能如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人生,锻造得如他们一样令人满意令人尊敬吗?

我不知道.

但愿.

2006年10月22日

（郭小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