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的生命感伤主义

摘 要：感伤主义为我国文学增添了凝重悲远的情致,而魏晋文学中的生命感伤主义更是这悲剧审美底蕴的一抹重色.从建安时期的苍凉慷慨到正始的消极躲避,直至陶渊明的旷达抒怀,稍解感伤.魏晋文学的轨迹正是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关 键 词 ：魏晋；生命；感伤主义；建安；正始；两晋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46—02

“哀人易感伤,触物增悲心.”（张载《七哀》）感伤,简单的说,就是有所感触而悲伤.我国文学素有感伤主义传统.《诗经》中早有大量的关于弃妇、民生多艰、忧时刺世、黍离之悲等感伤色彩浓厚的作品；及至《楚辞》,浪漫的文字里渗透着挥之不去的忧国忧民、自伤不遇的感伤情绪；汉乐府更是一曲曲血泪悲歌,惨痛哀怨,揭示世人的生之嗟叹等感伤主义文学倍增了古典文学的凝重与悲远,寄情无限.可以说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把中国的抒情文学推向了极致.素朴的感伤、华丽的感伤、雄浑的感伤、激愤的感伤、静穆的感伤、悲悯的感伤、悱恻的感伤等从《诗经》、《楚辞》发祥,感伤主义文学的浪潮滚滚流至魏晋,将魏晋文人的生命感伤主义卷入洪流,掀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次.

魏晋时代是一个的时代.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遍布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人生命运的理性认识和对生命飘零的抗争,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正是这些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使得魏晋士人常在忧惧和惶恐下生活,酿成了沉郁难解的深情和生命感伤,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

一、忧生叹死,拯世进取——建安“三曹”的生命哀情

汉末魏初的建安时期,军阀相斫篡夺,国家分裂,灾荒饥民,瘟疫夺命,“生民百遗一”,“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即使是侥幸存活,也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李密《陈情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

建安士人在战乱中目睹百姓的生离死别,目睹战乱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油生乱世不治,忧国忧民,悲笼域内之感.这加深了他们的悲剧意识,也加深了对于生命悲剧体验和对生命的理解,由此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汉书·艺文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沉痛地刻画了军阀混战带给了人民毁灭性灾难的画面,抒发了对百姓无限同情的慨叹和自己无限的愤慨和悲痛.又如曹丕的“丧乱悠悠过际,白骨纵横万里”（《令诗》）,可以得见生命的脆弱和悲哀,流露诗人内心的愤懑感伤和对百姓的关怀和悲悯；曹植的《九愁赋》更是检测借屈原的诚挚爱国之情,对国家命运发出万千忧虑.

天灾人祸时刻危机着人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曹丕《又与吴质书》）这一切都激发了建安士人内心沉痛的生命感伤主义,对人生的伤悼之感也由此弥漫开来,尤其表现为哀叹人生短促,惜时叹逝,满怀生命之忧.曹操有着“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精列》）,“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秋胡行》的叹息；曹丕忧思“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与吴质书》）；曹植感慨“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赠白马王彪》）,“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薤露行》）等

建安士人都发现自然永恒和人生有限的矛盾：天地无穷,阴阳相因,而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在这生与死的对照中,酿造出心灵深处的生命感伤,这种强烈的忧生叹死的意识又折射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拯世救物的宏图大志,他们期待通过建功立业救民于水火,同时弥补人生有限的遗憾.曹孟德借一首《观沧海》通过“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宏伟气派表现统一中国的远大抱负和壮志豪情；其子曹丕更是有着“救民涂炭”之志,追求“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与王朗书》）,流露出立德弘道的执着追求；陈思王则甘心“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立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由此看出建安士人的生命感伤有着一分理智,一分现实,一分慷慨,少了几分迷惘和恐惧.

建安文人在艰难时事面前迫切的想要建功立业,但现实和理想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距离,这使得他们在坚韧追求人生价值的同时会发出难以遏制的忧患,甚至最终只剩功业无成之哀、命运无常之悲.“三曹”中此生命之悲表现的最深刻的应该是陈王植了,他的《篇》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自喻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表现英雄无用的悲哀；“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之五）更表现他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激不平的哀情.钟嵘在《诗品》中评价他：“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三曹”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领袖,领导着建安文学的新潮流.他们在社会动荡之际以一种昂扬向上的心态选择投身建功立业来消解心中的生命哀情,却又为时事所累,最终无成.他们的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对人类的悲悯感和对生命无常的哀情,都影响着“建安七子”,影响着建安诗风.刘勰称之为“观其诗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文心雕龙之明诗》）.

二、深刻思考,消极躲避——正始阮籍的矛盾心理

正始年间,司马氏和曹魏之间权力之争异常激烈,是魏晋政权更替的时期.司马氏大力网罗党羽,扩大势力,残酷的大肆杀戮异己分子,使得“魏晋之际,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造成极为黑暗恐怖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又竭力提倡儒家礼法,以掩饰自己的不齿行为,正始文人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自然”与“名教”相对抗.

充满阴谋和篡夺的险恶斗争,恐怖政治的压力,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地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生命感伤,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