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来的文学

我一直认为,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

告文学是从“实际”中“走”出来的,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等当然“走”出来的前提是必须先“贴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从二十年前开始从事告文学创作,我便坚持一个原则,先“走”后“写”,先进行扎实的采访,再作艰苦的创作.二十年前,我深入到我国十几个省(区)的六七十个国家级贫困县,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失学儿童和山村教师,创作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和《中国山村教师》.七八年前,我深入到几个大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中,掌握了大量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创作出了《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前年,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时,我又走进了这支由80后、90后农村青年组成的有一亿之众的弱势群体之中,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创作出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今年开始,我又走进另一个群体――1951年,刚刚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派遣二百七十五人组成潜艇学习队,前往旅顺口,向苏联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支队学习,经过三年的潜心苦学,筚路蓝缕,终于组建了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这些健在的“老潜艇”,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的每一道皱纹,都深藏着人民海军的一段创业史等

走进底层生活,使我获得了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当年,听说我国每年有四百万名农村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时,我的脑海里闪现的仅仅是“四百万名”这个数字.但是,当我走进太行山、沂蒙山、大别山和黄土高原、内蒙古草原那些贫困的乡村,面对失学儿童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时,我才真切感受到“贫困”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当年,中国青基会的朋友告诉我,在城市里,有几百万农民工子女面临着上学的困难,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但是,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面对农民工子女那一双双茫然的目光,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儿童是民族的未来,但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儿童不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时,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像是有一根鞭子在抽打着我,将我赶出了“书斋”,去直面现实生活,去为这些“民族的未来”呐喊――一个作家,如果不去关心群众生活,不去体察人民愿望,不去把握群众需求,不去为民众代言,还要你作家干什么这同时也意味着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作家特别是告文学作家,不应该逃避现实,不应该回避矛盾,不应该装聋作哑,社会责任感是最基本的担当.

有人说,告文学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文体.是的,告文学这种独特的体裁,限定了告文学作家不能像小说家和诗人那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去编造、去虚构、去揣测、去杜撰等但是,只要作家真正贴近生活,便会发觉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如同博尔赫斯说的那样一“现实远比虚构更为神奇”.生活中蕴含着最曲折的故事、最独特的细节、最深刻的思想.我从前年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密集接触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80后、90后.在北京东郊有一个叫皮村的农民工集聚地.集聚在这里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自己的艺术团、自己的打工博物馆、自己的子弟学校,他们还响亮地提出“打工文化”这个新概念.在皮村采访的日子里,我观看了打工艺术团带着泥土气息的演出,参观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打工博物馆,倾听打工青年讲述自己的打工经历,倾听他们描绘自己的或远大或不远大的愿景.皮村就是一座文学的“富矿”,这里有各种命运的打工青年,这里有各种性格的打工青年,这里有各种思想的打工青年,关键是看你的“探头”钻得有多深关键是看你与被采访的对象“贴”得有多近我常常为自己是名告文学作家而自豪,因为生活对于告文学作家的馈赠是最丰厚的.

说到贴近群众,有人往往只是把“群众”作为描写的对象.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我笔下的人物一直在影响着我,一直在教育着我,一直在为我的灵魂“充电”.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二十年前,我到广西一个叫汤那囤的小山村,调查失学儿童状况.刚巧是开学的第一天,五年级有五个女生由于家庭贫困而没来名.我让校长把她们找来.村子很小,不一会,五个女孩便站在了我的面前.寒风中,她们都穿得非常单薄,用纯净的目光望着我.我问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后来,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的告文学,其中“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一章是专门写她们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村小一共收到二十六万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修了路,通了电,还实现全村儿童免费上学.村民们说：希望工程让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十年后,我重返汤那囤,问起那五个女孩的情况,校长告诉我,由于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后来她们上了大专或中专,都有了工作.校长带我走进其中一个女孩的家,她母亲对我说,女儿在南宁读书,后来就留在南宁工作.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昏暗的屋子的木板墙上,用粉笔歪歪斜斜写着的两个词“希望工程”、“海军作家”还依稀可见.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我想,这也许是这位女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后的感言和对一位作家的思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海军作家”四个字,当成是所有的采访对象、所有的群众,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今年以来,我在采访人民海军第一批潜艇艇员,这些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潜艇”,打开封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册,为我讲述当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潜艇技术,最后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的创业史.当年,他们许多人身上还带着战争的硝烟,便匆匆赶来向海军到；他们大多数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他们不懂俄语；他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潜艇等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当年一个叫宗韵旭的声纳兵,将自己大半生都交给了海军潜艇事业,离休后,女儿准备找对象,他唯一的要求是女婿必须是干潜艇的.女儿按照他的要求找了个潜艇的航海长.女儿在上海工作,几年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女儿想把女婿从海岛上调到上海.他一听急了,说：“小两口,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的非得在一起当年,我在岛上工作,你妈妈在上海教书,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结婚第二年,你妈妈就调到了岛上.一待就是二十四年等”去年,宗老患病,半身瘫痪,语言障碍.但宗老每天有一件事是必做的：收看电视台的军事新闻节目和海况预.这位“老潜艇”的心底中一直藏着一片深深的海啊！整个采访过程,我都觉得是个寻根过程――寻找我们这支军队英勇顽强、战无不胜的精神支柱等

已经“走”了二十几年了,我还将继续“走”下去――为了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