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跨学科中的对话机制与科际阐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4－0146－4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已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无庸讳言,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它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不可回避的问题.有感于此,何云波、张旭等先生合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越界与融通：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力求在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并由此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

众所周知,何云波先生以《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力图将琴棋书画之“棋”纳入到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中进行讨论,“弈”何以成为“艺”,20世纪何以又重新向“体育竞技”回归.这里便涉及中国传统之“艺”及其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的现代转型.中西之“艺”如此,中西之“文”在其背后也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在对“文学”与“艺术”作比较研究时,首先需要追问是谁的“文学”,谁的“艺术”.于是,将跨文化视野引入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也就势所必然了.

《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首先思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双向对话?作者对那种企图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倾向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或“艺术”抽象化和一般化,将会使其丧失自身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具体的‘作品’,就像‘语言’只存在于‘言语’中一样.”这个问题在中西文化相遭遇的时候,变得不可回避.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当我们谈到“文学”、“艺术”、“学科”等一系列基本概念的时候,如果专门采取以西释中或以中适西的方法,脱离具体的文化演变的历史环境,很容易使我们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观念遭受遮蔽或曲解.就像讨论苏轼“诗画一律”与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诗画之别”,仔细一对比就会发现,此诗非彼诗,此画亦非彼画.苏轼所指的诗着重抒情性,而画主要是针对的是追求空灵和神思的风景画,而莱辛的诗着重叙事性,而画主要是强调写实和再现的故事画.可见,在对中西方诗学观念进行比较与评判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异质文化中的不同的学科话语表述方式和知识生产机制.正如作者所言：“跨学科对话的实现,首先需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清理各自的知识体系.正像中国与西方之‘文’、‘史’、‘哲’,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知识系统的基础上的.离开各自的知识分类体系,来作文学、历史、哲学的比较,便没有了对话所必需的平台.”这就是说,异质文化之间代表着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话语规则,对这种由差异构成的异质性作出充分认识,将有助于促成不同文化之间一种更为平等、和谐的对话关系.因此,可以说跨文化的视野是形成异质文化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对话基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的各个知识体系都具有同源性,尤其是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与重合,代表了人类早期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的认知和表述.但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分化,不同学科门类逐渐走向独立,建构了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比如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知识门类具有怎样一种关系?在跨文化的背景之下,中西文明所代表的不同的知识形态及所代表的言说方式存在怎样的差异?这就需要对不同知识体系中的各种学科话语及言说规则作出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如作者所说：“在对各门艺术、学科的概念、范畴的清理中,同时面临着一个问题,这就是意义展开的方式、言说的规则.”言说规则往往代表着一整套思维模式,而相异的思维模式又通过不同的话语方式表现出来,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就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来说,中国古代一直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如司马迁的《史记》,不少篇目既具有历史学意义,也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史记》中重感性的文学话语与重理性的历史话语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司马迁还发扬了“以史论文”的观念,他在《史记·屈原传》中提出“发奋著书”一说,由论历史人物之志节联系到作文之大道.正如郭绍虞所说：“在昔文史不分之时,史家好似文学家,而史论家则好似文学批评家.”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希罗多德所作的《历史》与《史记》也有某种相似性.《历史》既是一部以记载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的历史社会学著作,而同时,本书无论是从散文体的语言风格,还是故事嵌套的叙述结构,以及对人物性格的逼真刻画等文本特点来看,都具有相当大的文学价值.由此可见,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中西文明的早期是具有共通性的.

但在中西不同知识形态之下,文学与历史的学科关系出现分化是难以避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从亚里士多德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以理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强调“文史之别”.而中国在传统的重感悟的诗化思维引导之下,则更注重“文史之合”,因而在这点上中西之间就逐渐走向了分化.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同样表现在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之上.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一般被看作是哲学性的思想表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典籍作品中,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同样相互交织,较为典型的如《庄子》一书,就运用了恣意汪洋的形象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等具象化的叙述结构,给人以巨大的审美感受力.而西方较早的诸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谈到的关于诗人的“迷狂论”及“文艺作为对‘理念’的摹仿的摹仿”等文艺观,同样是混杂着文学话语与哲学话语的综合性表述.但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在逻各斯为主导的理性观念下,哲学与文学不断分化,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话语体系.而在中国古代,在重感悟和形象的综合型知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不可分割的.而中西文学与哲学的这种流变和发展,同样是中西学科话语走向分途的一个重要表现.

由以上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所列举的几个案例,可以发现,学科之间从混生到分化,经过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不同学科的边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渗透和交合的.文学话语与其他知识门类的话语既具有同源共通性,同时又具有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因而,只有在对不同文化中的各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范畴、言说规则及知识体系等作出辨异和梳理,才有可能建构一套合理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对话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话使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得以相互沟通、交流和促进.有助于形成一种有效切实的科际阐发.作者指出：“所谓科际阐发,以法学、历史学、学、哲学的视角来阐发文学,或以文学来阐发其他学科,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也存在一个话语的通约性、阐发的有效性的问题.”这就是说,要避免不同学科之间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和无效的阐发,正需要在平等而有效的跨学科的对话平台上进行.就文学与法学来说,该书谈到了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一书中对于《威尼斯商人》这一文学本文的探讨.波斯纳指出,鲍西亚男扮女装,以律师出庭来救安东尼奥这一情节从法律层面来说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莎士比亚以牺牲现实性来换取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表达,这正是文学视角不同于法学视角的独特性所在.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道：“法律更关注程序的合法性,文学则更关注人的精神,法律倚重理性,而文学诉诸感情,法律的立场常常体现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文学则常常充满了批判的反思.法律追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理’、‘正义’,文学则更关注普遍的人性.”这里的文学与法律关系,反映出了法学话语所代表的学科规则在与文学话语的结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这种变异消解了文学文本与法学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屏障,而使文学与法律之间获得了一种相互印证和相互阐发的效果.

由此,这种关于法律与文学的科际阐发,就超越了一般的学科之间的浅层的、单向的比较,而是从不同的学科话语方式及知识生成机制的内部人手,真正实现了文学话语与其他学科话语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正是在跨文化视野之下,通过对不同知识话语及学科规则的辨异和疏通,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和隔阂,文学与其他学科得以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和平等的对话,并有助于建构一种理想的“总体知识学”.正如作者所说：“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互为阐发的过程.在对各学科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和文化架构的清理的基础上,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话语来阐发文学,或以文学方法、话语来阐发其他艺术和学科,这种科际间的双向阐发,各种话语交错共生,可以使各种艺术门类、各学科之间真正地实现互证、互动、互补.”

以上,我们仅从“跨文学研究的对话机制和科际阐发”这一视角,对《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究》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和阐发,不过是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而已.事实上,本书涉及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类问题.如西方之“文”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所体现的两种知识体系的对话,中国古代棋论与文论如何共用一套概念范畴言说不同的对象,文学、艺术文本中的叙事哲学、叙事等等.哲学、、宗教、法律等对文学的影响,永远是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文学、艺术文本中的“哲学”、“”、“宗教”、“法律”的独特性.可以说,作者正是根据文学跨学科研究当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疑惑展开理论思考,并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返本清源的工作.本书在将学科理论与具体案例紧密结合的同时,又以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与独特的视角突出了跨学科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并展示出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思考.它无疑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界的一部值得关注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