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折中立场与对话思维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少研究者认为“革命文学”的爆发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向,是对新文化运动知识谱系的批判与价值重估.1928年也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借助《大公报》的推广,《文学副刊》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北方覆盖面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文学批评类副刊之一.在创刊伊始,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性注定了《文学副刊》在面对新文学时,并没有成为为其呐喊的传声筒,而是选择了一种冷静、克制的立场对“新”、“旧”相关的文学理论提出了商榷.在1928年“革命文学”爆发后,《文学副刊》依然没有加入论战,也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学团体,而是站在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见证了文学与革命之间的联系.《文学副刊》与新文化运动健将们不同的学术理念,表现在面对中国文字改革以及文言与白话之争上,它代表了一种文化选择上的差异.

《文学副刊》在是否将中国文字改为字母拼音的问题上,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持有不同的态度.1915年胡适在美国期间,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的月费,其中夹杂了不少监督处秘书钟文鳌发放的传单,里面有“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等字样.胡适当时回信：“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事后,胡适以此为契机,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我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此事,我们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同年,胡适与赵元任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文学与科学研究部”,开始探讨中国文字的问题.在第一次年会上,赵元任就发表了《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开始为汉字改革造势,当留学生群体将这种文化选择带回国内后,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针对这一现象,第16期的《文学副刊》上刊登了《中国字改用罗马字母之主张》一文,对《中国科学美术杂志》上提出改中国字为罗马字母的主张提出了反驳,“作者主张中国字改用罗马字母,此种主张,近人多有提倡,固不自作者始,抑更不自近人始,三百年前,方以智已启其端.然此主张实不可行,国粹问题,及艺术上之损失,及历史关系,兹完全抛弃不问,及就实用上立论,改用罗马字母,亦属得不偿失.”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不能改用罗马字母的理由：中国语言中字多而音少,同音字众多；汉字的字根字形是汉字意义的基础,改用罗马字母则字根将完全消失；中国各地口音不一,汉字的读音有很大区别,舍弃字形而就音,将造成纷乱.

《文学副刊》在对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问题上,持比较折中的立场.它并没有简单地为坚守国粹而反对白话文,而是站在新旧交接的立场上,试图界定文言文与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地位――在正视白话文兴起的基础上,对文言文的自我更新进行文化阐释.鉴于当时的大背景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风靡全国,《文学副刊》的这种坚持显然有着自身的学理价值.第48、71期《文学副刊》上刊登了张荫麟撰写的《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文中对白话文的定义与范围与胡适进行了商榷.胡适的白话文有三重标准：直白易懂、不加修饰以及明白晓畅,由此胡适将《史记》、古乐府歌词、佛经译本、唐人诗歌中间的不少作品划入白话文学的范畴.张荫麟就此谈道：“吾人观此定义,其最大缺点,即将语言学上之标准与一派文学评价之标准混乱为一.夫朴素之与华饰,浅显之与蕴深,之间是否可有轩轾之分,兹且不论,用文言之文法Vocabulary为主而浅白朴素之文字,吾人可包括之与白话,然用语体亦可为蕴深或有粉饰之文笔,吾人将不认其为白话文乎胡君之所谓白话,非与文言之对待,而为Wordsworthian之与Non-Wordsworthian之对待.审如是,则直名其书为中国之Wordsworthian文学史可耳.何必用白话之名以淆观听哉吾人以为白话之定义当如下：以语体之文法及‘词笥’(Vocabulary)为主之文字(当然可采用文言之文法及词笥)为白话文.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文言文亦可吸用语体之文法及词笥,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言,非固定僵死.然与白话却不能混而为一.”按照张荫麟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中《史记》、《汉书》、古乐府歌辞的大部分,佛书译本及唐人诗歌都不属于白话文.他还在文中反诘胡适,按照胡适《中国白话文学史》的观点,《世说新语》达不到白话文的标准,属于“僵死文学”,而翻译佛经却属于白话文学,但《世说新语》绝对比佛经晓畅明白.张荫麟认为文言文同样具有生命力,也可以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并不能用“僵死文学”来概括.同样,第71期的《文学副刊》也节选了刊载于清华校刊上的《评胡适<白话文学史>》,文章针对胡适《白话文学史》中汉乐府、魏晋五言诗、南北朝新乐府和唐诗的相关内容逐一展开了商榷,“语体和文体是从来并且永远不会完全一致的,勉强定出白话文学标准和传统古文的见解,认为大可不必等从文学的内容上讲,文学固不能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从形式上来讲,文言(除非是四六骈文)白话的界限也极难判别清楚.”可惜,这种不同的声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诉求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时代激进主潮中显得非常弱小.

《文学副刊》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排他性,试图将新文学与旧文学放在同一维度进行考量.第308期刊载了胡先的文章《评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文章对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推崇备至,视其为“现代一重要著作,堪舆(1)梁启超之《先秦政治思想史》(2)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并列”.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囊括了民国后从王运至胡适的诸多现代文学家,《文学副刊》对其推崇的原因在于,“儒林分径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由此可见,《文学副刊》对待新文学并非一味的排斥,它的诉求在于维护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因此,《文学副刊》对梳理新文化运动的古典文学源流相当感兴趣.1932年,周作人应辅仁大学之邀,做了题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演讲.《文学副刊》在第247期上就周作人的这堂演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文中肯定了周作人的观点,“周君认定中国文学中言志、载道两派思想互为消长.新文学运动初非新奇,不过言志思想之再兴,殊为确当.于此不独为中国文学史得一新观点,且为中国新文学得一新解.”周作人从明末文学运动说起,再经过清代文学的反动,由此而产生了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借周作人之口表达了一个观点：明末的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来源,而清代的文学运动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言志派思想的再度兴起,胡 适的“八不主义”实际上就是明末派主张的复活.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视,使得《文学副刊》做出了和新文化运动先驱们不同的文化选择,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势下,最终,这种不同的文化选择由就事论事的文学探讨,演变成了对文化个体价值取向的质疑.第51期的《文学副刊》刊载了《近世文明》一文,文中就纽约《星期六文学评论》所关注的胡适《东方与西方文明》谈论道：“盖此篇作者胡适君乃一非常聪明之中国激烈少年,其人比西方人尤为西方化,吾虽颇钦胡君,然以为彼不过亚洲人之从事反抗者之一,对于其本国旧有之礼俗文物典籍制度之美而有价值者,亦一概吐弃.而又未能窥见西方思想感情生活之全体,故肆意逞其词锋,肤浅而未能深入,所言所思悉人人所知而又非尽真之事理.”当然,《文学副刊》的评论文章大多数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探讨与商榷,像《近世文明》一文的言论相当罕见.

《文学副刊》作为胡适口中的《学衡》“余孽”,在对待高呼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再批判的“革命文学”时,始终坚持对话思维方式,将“革命文学”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研究.首先,对“革命文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第60期朱自清撰文《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文中提到“革命文学”源于1928年2月《创造》月刊上刊载的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而“革命文学”的理论依据是苏联的文艺政策,“从成仿吾氏的《文艺战的认识》,任国桢氏所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和鲁迅氏转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革命文学派所受的影响,虽然他们始终未曾正式说明.他们所受苏俄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是从日本转手来的.他们不但受苏俄的影响,也受日本的影响.”文中详细介绍了与“革命文学”相关的俄文原本,日文译本和国内的翻译版本,指明各种理论的流派与思想源头.朱自清表示,之所以介绍这些与“革命文学”相关的著作,是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出国内“革命文学”的渊源,显然受到了这些译著原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展望“革命文学”将来的发展趋势.其次,“革命文学”的题材与形式也是《文学副刊》关注的问题之一.第110期上,张荫麟在《革命诗选》一文中对“革命文学”的题材进行了分类：其一是控诉民间疾苦,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工人生活的黑暗；其二是赞美平等自由的理想；其三是歌颂革命家的精神；其四是赞扬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以及为革命牺牲的英雄.朱自清也在第60期的《(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一文中谈了“革命文学”的技巧形式――在语言上运用贴近现实生活的词语,而不是当时创作中流行的“半文言体”；在形式上大多采用讽刺的、揭露的、鼓励的和教导的写作技巧.事实上,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相比较,《文学副刊》并没有直接赞扬或者反对“革命文学”,也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学团体.因此,相对于《学衡》等刊物,《文学副刊》也没有被贴上文化守成的标签,但由于主编吴宓是学衡派核心成员,在“革命文学”论战的大背景下,《文学副刊》依然摆脱不了文学保守主义的嫌疑.就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虽然《文学副刊》对“革命文学”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文学副刊》还是吸取了《学衡》杂志的教训,“《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不喜.”《文学副刊》并没有像《学衡》杂志那样将自己放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向以“革命文学”为首的文化激进思潮开火,而是采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对“革命文学”进行探讨分析.另一方面,《文学副刊》并不是一本同人团体旗下的杂志,而是《大公报》的文学批评类副刊,其编辑群体也并不全是学衡派诸君,朱自清就应主编吴宓的邀入了《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评论新文学与“革命文学”的文章.由此可见,在面对“革命文学”时,《文学副刊》结合自身实际,在远离政治、远离争论的基础上,将“革命文学”视为当时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加以研究.

《文学副刊》始终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与“革命文学”相关的文艺论战,将目光局限在纯文学批评的范围内.1928年“革命文学”思潮兴起后,各式各样的文争、笔战愈演愈烈.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联合起来进攻鲁迅为例,从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作为论战的导火线开始,1928年初到1929年底,此次论战发表的文章约二百七十篇,而直接向鲁迅“开火”的超过百篇之多.朱自清在谈到国内与“革命文学”相关的文艺论战时也说：“说到中国的革命文学,创造社是创始者,又是中坚,成仿吾氏是他们的代表,郭沫若氏也是重要人物.他们的刊物,最重要的自然是《创造》月刊等革命文学派攻击的对象,一是语丝派,又一是新月派.他们攻击语丝派,起先是注重周作人氏,后来是转而注重鲁迅氏了；他们攻击新月派,起先是只注重徐志摩氏,后来又加上胡适氏了.”.这和“革命文学”自身内在的政治诉求有关,彭康就此指出：“胡适要接受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的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文化.胡适只是‘批判孔孟,弹劫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我们要进一步的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他‘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我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相对于当时如火如荼的论战,《文学副刊》则显得“安静”得多,也温和得多.《文学副刊》之所以采用这种态度来面对“革命文学”,一方面是由于《文学副刊》并不具有文学同入团体的宗派性质,因此也就不具备文学团体“火力集中”的攻击性,郭沫若在回忆当年的文学团体时就曾说：“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文学副刊》的实际情况是：主编吴宓至始至终采用文言写作,是学衡派的主干；朱自清则是新文学的生力军,在《文学副刊》上撰写的文章不但完全采用白话文,且内容也大多与新文学相关.更何况,《文学副刊》采用的稿件也兼顾新旧,众多文学流派或社团成员都曾在《文学副刊》上发表过评论文章,文言、白话兼而有之,虽然取舍之间难免带有重文言轻白话的倾向性,但最终呈现的结果却是新文学与旧文学在《文学副刊》上并存,《文学副刊》的编辑团队绝不是胡适口中的《学衡》“余孽”可以完全概括的.因此,在笔战四起的20世纪20年代末,《文学副刊》能够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面对“革命文学” ,第60《文学副刊》中朱自清发表的言论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文学副刊》的立场,“语丝派、新月派和革命文学派可以说是我们文坛的三鼎足,也就是我们文艺界的分野,他们间的斗争,便是成仿吾氏所谓的文艺战等他们的是非曲直,姑且置之不论,我是还不希望加入这种文艺战的.”但《文学副刊》并没有因为这种态度上的超然而忽视当时国内文坛的动态,而是给予各大文学团体以极大关注.首先,出于对国内文坛动态的把握,《文学副刊》对各个文学团体出版的刊物具有浓厚兴趣,但这些兴趣 都和当时的文艺论争无关.第11期刊载了《评＜小说月报＞第十八卷》,文中浦江清花费大量笔墨来探讨了《小说月报》,“多创作文字,亦不讨论学术等今统计此一年中(1928年),该报(《小说月报》)载小说七十六篇,小品三十篇,诗二十三首”,其关注点就在于《小说月报》中的文学翻译和新小说创作.第15期刊登了《＜新月＞创刊号》,文章中探讨了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歌翻译,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胡适的红学研究和梁实秋的文学观点.对于《新月》的关注,《文学副刊》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第126期的《文艺讲座》一文则推介了创造社与左联,因为“革命文学”兴起后,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引入国内,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目光,需要一种简明扼要的刊物对这些理论进行梳理与推介,《文艺讲座》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而《文学副刊》推荐《文艺讲座》的理由也在于此.

《文学副刊》在对待革命与文学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将目光放在了作家的现代性与作品的道德性上.1929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R.D.Jameson在北平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文学与革命》的演讲,而文学与革命的问题,正是《文学副刊》眼中当时国内最重要的问题,第84、85期的《文学副刊》上刊载了水天同翻译的R.D.Jameson演讲稿译文,首先,文学作品是否符合道德原则是《文学副刊》关注的核心问题.《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学与革命如何相互影响R.D.Jameson借用杜罗斯基(托洛茨基Trotsky)《文学与革命》中的观点,“杜罗斯基对此问之答案,甚为清晰,其意盖以为文学对于革命根本乃全无影响也,文学之功用不在于造成革命,文学亦绝非宣传,文学之深邃重要及切近人生,固远过宣传也.”在《文学副刊》所刊载的译文中,“文学对于革命根本乃全无影响也”一句标注了重点符号,虽然这段话是R.D.Jameson的言论,但也可以看出《文学副刊》的观点：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应该以其对当下社会的影响为唯一评判标准,文学对革命不产生直接影响,文学的伟大意义不在于实现革命的理想价值,而在于作品本身的道德性.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文学副刊》借用R.D.Jameson之口,阐述了对文学作品的价值作出评价时常用的两种方法：一方面是从社会的角度,优于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属于道德的著作,低于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不道德的著作,自古以来的优秀作品大都合乎道德的原则；另一方面是从艺术的角度,由此产生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完整的文学作品分为：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品本身和对读者精神的影响三个方面,将文学作品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作品的物质形式,而忽视了对读者的精神影响.由此,道德性成为了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最好标准.从这一点上看来,《文学副刊》的古典主义倾向和学衡派非常接近,这也和主编吴宓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其次,《文学副刊》借R.D.Jameson谈论了作家现代性的问题.“喜飞机而厌之作家,未必既是‘现代的’；喜乘马而厌汽车之作家,未必既是反动.凡此皆表面小节,无关重要者也.苟一作家能表现其民族之基本性质,斯为现代的作家.换言之,中国之号称现代作家,而以呼口号,发牢骚为事者,未必既是有意义或现代的作家.然中国人有一种自古相传,历久不衰之傲性,若有一作家能用现代的方式,对此种傲性,为成功的表现,则该作家之意义重大,将不待追求而自见于世矣.”在这篇文章里,作家的现代性被视为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作家的任务在于是否能够运用新方式(形式)来表现文学上的永恒性问题,文中列举了不少现代小说运用古希腊的悲剧母题来进行创作,这种用旧材料入新形式的观点,正是《文学副刊》一直以来所推崇的.

[注释]

①②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胡适自传》,104、105页,黄山书社1986年版.

③《改用罗马字母之主张》,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6期,1928年4月23日.

④素痴(张荫麟)：《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载《大公报文学副刊》48期,1928年12月3日.

⑤《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载《大公报文学副刊》7l期,1929年5月27日.

⑥⑦胡先辅：《评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载《大公报文学副刊》308期,1933年11月27日.

⑧《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大公报文学副刊》247期,1932年9月26日.

⑨胡适于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

⑩《近世文明》,载《大公报文学副刊》5l期,1928年12月24日.

(11)胡适在1933年12月30目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等”事实上,《文学副刊》之后又办了一期,一共313期.

(12)(14)(18)(21)知白(朱自清)：《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载《大公报文学副刊》60期,1929年3月4日.

(13)素痴(张荫麟)：《革命诗选》,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10期,1930年2月17目.

(15)吴宓：《吴宓日记》Ⅲ,4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6)就《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诸君的心态而言,支持新文学的绝对不是主流意见.朱自清只负责写稿而没有采稿、发稿的权利,浦江清也曾在日记中对朱自清发表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一文并不感冒.但本文所关注的不是《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与新文化运动诸君的关系,而是《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事实上,《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确刊载了一系列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文章,为“革命文学”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17)卫公：《鲁迅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争论始末》,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

(19)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载《新思潮》第4期,1930年2月.

(20)郭沫若：《创造十年》,见《学生时代》,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2)浦江清(微言)：《评小说月报第十八卷》,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1期,1928年3月19日.

(23)(24)R.D.Jameson：《文学与革命》,水天同译,载《大公报文学副刊》84期,192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