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做新闻

从2010年8月底至2014年1月底,笔者在新华社驻美国华盛顿分社担任经济记者,负责报道美国经济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等重要机构的新闻.三年来,笔者对于美国经济报道工作的理解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第一年了解“什么是什么”（what is what）,第二年打听“谁是谁”（who is who）,第三年思考“为何会这样”（why is why）.

第一年着重了解美国各种经济和政治报道.规范的社会制度、完备的法律、专业化的技术官僚团队、庞大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等因素都使得美国的经济报道工作具有比中国更强的专业性,将某个重要观点隐藏在长达百页的报告深处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写有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经济数据稿件,往往是读两页纸的报告、写两页纸的文章,中国各大媒体和外媒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在固定的某一时刻看到立即发布的报告,并用一天的生产周期完成报告的解读.而在美国,要报道有关美国统计部门发布的重要经济数据,你可能需要读20页的报告和附表、写两页纸的文章,各家媒体之间功力的深浅很容易拉开差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聚了全球一万多最聪明的“大脑”,其精心打造的任何一份厚重的报告都够记者啃上几天的,两大机构经常会提前将报告预发给媒体,如果你不努力读报告,那么和外媒的报道差距过了周末马上就会显现.“周末你把报告读完了吗?”这是财经记者们见面聊天常说的话.

在美国,让笔者第一次感受到智力挑战的新闻事件是美国党众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等议员提出所谓《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议案2010年9月24日首先在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获得通过,并于9月29日在众议院以348比79的结果获得通过.由于该法案试图修改美国贸易法,以赋予美国商务部更大权限,使之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把所谓“货币低估”行为视为出口补贴,进而对中国等贸易伙伴输美商品征收反补贴税.该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对中国的利益产生正面冲击,再加上众议院压倒性的结果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让刚到美国的笔者看着美国有线电视频道（C-SPAN）上美国议员时不禁手心出汗,更别提准确地预判该法案是否会得到参议院批准并最终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在这次报道结束之后,笔者购写了美国的国会术语字典并借阅了大量和国会及美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从参众两院的委员会设置、议案产生和成为法律的过程、休会等枯燥的术语开始恶补,毕竟在不熟悉美国参众两院各委员会职能的情况下,难以写出具有准确洞见的稿件.

第二年笔者开始留意那些推动重要政策的决策者本身,也即开始关注“谁是谁”.例如蒂姆瑞安的名字总会出现在对华汇率法案之类的事件中,笔者对于这位新闻人物的兴趣不仅限于他的俄亥俄州议员身份,而是希望弄明白他为什么会成为汇率法案的急先锋,为什么要选择在2010年9月掀起汇率风波.在长期观察之后,笔者对包括中美汇率摩擦在内的很多问题有了比过去更深刻的认识.美国、共和两党在汇率议题上观点不同,从而在这个议题上形成了会向中国亮拳但不敢轻易动拳的局面.正如美国人所说的：“党盯着的是五美分的硬币,共和党盯着的是二十五美分硬币.”党代言着大量美国中小企业的利益,这些企业或许因为外国产品的到来而倒闭,它们所在选区的议员利用汇率议题在2010年11月的中期选举前做文章来讨好选民是很自然的事.共和党代言着很多美国跨国企业巨头的利益,这些企业更在乎的不是人民币升值5%这类议题,而是在华的市场准入和投资利益受到保护这类议题,他们反对与中国交恶.党领袖对于斗而不破的底牌心知肚明,2010年在党掌握着参众两院的背景下,当《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闯过众议院之后就无下文了,只是给348位众议员以中期选举前的表现机会；2011年党在已经失去众议院掌控权的情况下,又通过参议院挑起人民币汇率法案以给参议员表演的机会,而且提案人往往是来自俄亥俄等选情“摇摆州”或是连任有压力的议员,尽管党领袖知道这类法案在众议院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性,毕竟陪共和党众议长博纳打高尔夫球的很多利益集团不同意,博纳的明确表态是“该法案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政策”.

作为驻外记者,得考虑多挖新闻而非只是被动地报新闻,为此,要在时间分配、看待自己与各行各业专家的关系等方面做颠覆性的调整.一位国际组织的高层曾和笔者这样描述他眼中的西方优秀财经记者：“他们把60%的时间用来和人吃饭、喝咖啡、参加派对,30%的时间用来阅读,10%的时间用来写文章.”我发现身边很多面临工作压力的中国驻外记者可能是把60%的时间用来写稿,30%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应付生活,10%的时间用来和专家交往.路透、道琼斯等西方一流财经媒体的驻美国记者安排时间的方式未必是最可取或值得模仿的,但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外国同行是在从新闻生产链上每个环节的人身上汲取信息和养料,毕竟造就新闻和成就新闻时效的是人.“你爸爸的病好些了吗?”这是笔者一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加活动时听到新闻官问道琼斯一位跑口记者的话.在英语语境下,一般是不轻易谈论对方身体状况的,如果两人连父母的身体状况都可以交流的话,可见关系有多熟.这番偶尔听到的对话也给笔者敲响了警钟.“你和他有这么熟吗?”笔者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于是,在空余时间与专家喝咖啡、吃饭、打球也成了笔者努力接近新闻事实真相所缴纳的时间学费.

到美国之前,笔者经常是一周五天做新闻,偶尔周末参加行业研讨会.到美国之后,笔者是一周七天做新闻,周末偶尔自己得闲轻松一下,因为周末笔者经常要约专家聚会、打球,很多好的新闻线索和观点往往是在没有录音笔的轻松环境下获得的.而这种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以笔者关于世行宣布金墉成为新行长人选的英文报道为例.2012年3月24日,奥巴马出人意料地提名美国医学专家、达特茅斯学院校长金墉接替罗伯特佐利克,担任世界银行下任行长.这一全球关注的人事任命不符合白宫至少提前一天告诉美联社或路透社的传统做法,也让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跑口世行的记者大跌眼镜.后来笔者获悉,金墉只是在奥巴马宣布该人事任命前的四天才收到前财长盖特纳的“猎头”,盖特纳本人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在奥巴马的提名之后,金墉处于缄默期,全球各大媒体施展十八般武艺,争取对另两位候选人――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奥坎波和尼日利亚财长奥孔约伊韦阿拉进行专访.在这一过程中,路透社不论是在专访的时效和深度上都超过其他媒体,笔者也通过多方努力,和同事争取到了对这两人的专访并采写了中英文专访稿件.在专访之后,大家的目光其实都在聚焦世行何时宣布最终获选人,笔者通过几个可靠的消息源实时掌握世行内部的人事任命进程.4月16日当天,笔者接到消息源告知在中午前后消息将会发布,让笔者不要离开办公室.于是我预制好快讯,和同事端着饭碗守在和电脑前.就在我收到后不久,世行果然宣布金墉当选行长,当天中午12时52分16秒新华社签发出特急电：“世界银行挑选美国候选人金墉担任下一任世行行长（FLASH： WORLD BANK PICKS U.S. NOMINEE JIM YONG KIM AS NEXT BANK PRESIDENT）”,时效快于法新社1分钟以上,快于路透社2分钟以上,快于美联社10分钟以上.很难想象,如果当天笔者是在查到电子邮件之后再返回办公室写稿、传稿,如何去争取比外电快1分钟的时效?毕竟外媒的同行可能也在用实时掌握这一重要的人事任命动向.白宫从未正式提及奥巴马为何要选择金墉,笔者从“为何会这样”的角度推测,除了有盖特纳这位校友的个人因素使然,世行行长夺标大热门、奥巴马宠臣前财长萨默斯暂不出山,转而争取2013年伯南克空出的美联储主席宝座或许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萨默斯在2012年4月宣布世行行长前现身华盛顿,尽管他与奥巴马之间对话和约定的具体内容暂时还是个谜.

西方主流财经媒体有过人之处不是凭空而生的,毕竟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戴维韦塞尔都是将大把时间花在同经济学家以及财长们吃饭和思考“为何会这样”之上,这些资深媒体人的阅读量和信息储备大得惊人.与他们相比,由于在语言方面的差距,要想找到和他们一样强大的信息源,写出和他们一样有见地的英文稿件,我们在敲键盘之外的付出就要比他们多得多才行.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