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学生

在大学里还被称为“新人”的朱宸烁的眉头总是紧锁着,头发像个锅盖一样“盖”在头上,低下头来,头发能遮住他的眼睛.

去年,朱宸烁“高四”复读考上了他心中理想的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那时候,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对自己是个交代,对父母和爷爷也是个交代.”他的爷爷,给他高中三年送了三年的饭,后来高四,爷爷又送了一年饭.

刚进校的头两三个月,朱宸烁觉得自己过得很开心,“课很少,每周就三次课,课下就看看自己想看的书.

“自由快乐”的大学生活因为贴在食堂门前的一张写满信息的A4纸而改变.“记下联系的时候,我有些豪迈,觉得自己开始走向社会了.”

最开始做的工作是促销,四天下来,挣了一百,朱宸烁了解到赚钱的辛苦,“我不太擅长与人沟通.跟社会E的人打交道与学校里的人不同.”　“一做起来就不想歇了.”对朱宸烁来说,在校外做增强了“挣钱的”,“虽然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成问题,但是手头还是很紧,北京的舅舅有时会接济一点,但是我也不想接受太多.”朱宸烁的身上穿着一件浅的汗衫和米色短裤,衣服上没有惹大学生喜欢的商标,脚上的运动鞋也不知名.

赚钱的诱惑.现实的压迫

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手头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周末和朋友出去逛个街,即使不写东西也要吃顿饭,每次一下来起码就得三四十块钱.不愿意多花也不行,不想在同学中显得自己小气.”在外面的一次“潇洒”够朱宸烁在学校食堂吃上五六顿的,回到学校就得“狠抠自己一阵”.

感觉到挣钱需要的当然不只朱宸烁.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曹正纲觉得现实就在不远处.

每次从外面回学校途径中关村时,曹正纲的心情就像这一带的交通一样“堵得慌”.“学校附近的房价又涨了,一万多了.我辛苦一辈子也可能换不来一套房子.”对房价和物价的忧虑情绪早已在大学校园里弥散开来.

曹正纲的父母是四川省普通的城镇工薪阶层,家庭年收入2万元,每年曹正纲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有12000元,占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五分之三.“省吃俭用,家里才能保证我大学四年读下来.”

为了“让自己和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曹正纲不得不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外面做.

“发传单,一天下来就是从早上站到下午4点左右.最无奈是面对别人的眼神,当你主动上前发单,其实对方看见你了,可是他突然将头一扭当没看见你,无论你上前说什么,他就当你是透明的.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贱.”曹正纲说,“我常常感到人性的可悲,大家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所以现在我看见有人发传单的时候,我会主动上去索取.”

“有时候,你觉得活着就不得不自私一点.我想让世人都用博爱的心来对待一切太不实际了.”他常要为促销公司做一些不真实的宣传,“其实想想,在现在的社会里,谁又不是这样呢”

曹正纲和同学做一个录入的,“说的是做一份200元,这个报酬的确高.不过它要求第一次合作的对象必须缴200元的押金,到第一次结算时把押金返还.它那个办公间虽说简陋点,但还是很齐全的.到了结算的时候再去找时,已经人去楼空了.”

一边是焦虑,一边是空虚

忙碌给朱宸烁带来的不是充实和快乐,而是焦虑.“今年的奖学金和三好学生应该不成问题.”朱宸烁是学院的活跃分子,大一的他已经担任起学院的学习部部长.一说起大学一年级取得的成绩,没有几个人不对他树大拇指,“别人都说我好,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得很糟糕,不快乐,不知所措,心浮气躁.”朱宸烁已经想到要求助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他说自己快要“爆炸”了.

朱宸烁的网球打得很好,他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去网球俱乐部当网球教练挣钱,而且他还尝试着自己创业,与几位师兄在五道口办了一个跆拳道俱乐部.

创业中的朱宸烁要面对比校园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和当学习部部长大不相同.偶尔的应酬让他觉得“挫败”,“我不太懂得社交场上的那一套,我嘴笨,不会讲好听的话,又不会玩儿.坐在饭桌上,一到我说话就立刻没了气氛.”朱宸烁觉得自己很难和身边的尤其是“生意场”上的人融合在一起,也不大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当朱宸烁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寝室,室友们会在电脑前迎接他.“忙着打游戏和网上聊天,头都没空抬一下.”朱宸烁淡淡地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读书的大学生黄欣觉得自己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没有找到自己”.

进校的前两个月.黄欣还保持着高中的学习热度,早起在校园里读英语,按照课表上课,课余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周围的很多人学习都不太用功,“上完课要么出去玩,要么就呆在寝室上上网,看看电影和肥皂剧,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看着身边的同学过得这么“惬意”,黄欣心里一直紧绷的弦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黄欣不再按时上课.能逃的课就尽量逃,“反正那些课上不上都无所谓,考试也很容易过.每到考试前一周,就跟老师套套题,狂背书,考完了就什么都忘掉了.拼命读书的时间好像就那么几天.”大半年里,黄欣基本“蜗居”寝室上网和陪朋友逛街.

“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松掉了,想紧也紧不起来了,”黄欣说,“无聊和空虚随时都会袭来,看有人学习,心里会觉得惭愧和不安.”

学习为就业

朱宸烁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学院院长在迎新大会上告诉大家：在大学期间要多考考诸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等可以丰富个人简历的证书.为就业增加砝码.

在各大学的专业课课堂上,许多学生都捂住单词本,默默地记忆着难词的拼法.

高分通过英语六级的武汉大三学生于小庆又失眠了.这次是为了“雅思”.“吃不香,睡不好,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她近期没有出国的打算,“看到别人在考,我也想考.如果以后想进外企,多一个证明.”

今年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四学生祝英鸿做了一个让身边不少人都觉得“诧异”的决定：放弃考来的读研机会,直接就业.

做出这个会影响未来前途的决定,祝英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拿出一张纸,把两个选择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写下来进行对比,然后又计算了一下两种选择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我记得在概率论的课上,老师曾说过一句凯恩斯的名言,‘一切事情用概率来分析最好’.”

去年,祝英鸿在选择是否考研时,也计算过概率,那时他考虑的是“研究生更利于找到一个更好工作”.

考研结束后.祝英鸿尝试着给几个单位投了简历,“投了四五家,都中了.”祝英鸿觉得如此高的成功率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标准,没有盲目地“海投”,他用了一个星期就找到了眼下这个足以让他放弃读研的工作.

“我读研本来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一个好工作,而不是想做学术.工作好的话,我愿意放弃读研.我很明确自己想实现什么.”祝英鸿说.

“我也很难说自己在大学究竟学了什么,很 多东西都内化到心里,变成了自己的意识和思维方式.”祝英鸿说,“我特想告诉我的师弟师妹们,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这才是最靠谱的.”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陈瑞最近关于出国、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也让她“很纠结”.多数国外大学还不承认中国的硕士学位,出国读博还得重读硕士,但是往往这部分一年可以完成.“看别人出国.也想出去看看,接受国外更先进的教育,但是出国的成本太高.如果要考研就要暂时放弃出国,可是考研实在是太苦了.就业一年比一年难,本科生的前景又不知怎么样,研究生可能身价更高一些.”陈瑞每天都在盘算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得失.

不同的大学生活

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吴光远,面对今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生,经常会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今年44岁的吴光远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83级的大学生.“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的知识.”

“每天早上大家都会到图书馆占座,然后去上课,迟到的人很少.教授在讲台上讲得飞扬,学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课余,吴光远就在图书馆读书,“书多得读不完,系里会给我们开专业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读.读哲学,读历史,也读小说和诗歌.”大学四年下来,吴光远的读书笔记可以用一个麻袋装满.

那时还有学习讨论小组,“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自己读过的书,如果别人提到的书自己没读过,说法没听过,就会觉得很惭愧,生怕比别人学得少.”

“哲学的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每读完一本,就会觉得自己像重新活过一遍.”吴光远回忆当年的一个大学室友“因为读萨特的书眉头皱了一个月”,他也曾为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苦恼过.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甚至有些单调.但每个人都很充实,因为获得新知而快乐.”吴光远说.

那时的大学生也有困惑,“当时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理念和思潮,比如西方的自由、,我们常常会思考如何改变中国.我们也会思考人生的价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如今作为教师的吴光远,经常面对学生这样的疑问：学这门课究竟有什么用

现如今,看上去“没有什么用”的哲学完全成了冷门专业.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罗晓微(化名)是被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哲学专业报考人数少,分数线低.三年前,罗晓微压着武汉大学的提档线“有惊无险”地进了学校.

罗晓微并不满意自己的专业,“哲学让人学起来缺乏安全感”.为了更好地就业,她又修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的双学位.

吴光远上大学时,他的同学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读尼采,讨论西方思潮,他们迷茫而困惑.现在的大学生依然困惑,但他们谈论学英语的技巧,谈论赚钱,谈论出国,谈论就业.

逝去的大学精神

祝翠霞

一般人对于大学的指责是大学教育与现实脱钩,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似乎大学的成功就在于培养适合社会各类岗位需要的人才.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借鉴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就一直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T952年开始的大规模院系调整,甚至将很多综合性大学改为理工科大学.

去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引用了黑格尔的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句话成为2007年令人回味最多的话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缺乏“仰望星空”的人,即使在大学――这个本应出现仰望星空的人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关心的是“脚下的事”,校长关心学校的升级、能争取到的拨款,教师关心职称、关心住房,学生关心的则是未来的就业.三年前上海交大一位叫晏才宏的教师死于肺癌,终年57岁,这位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至死只是位讲师,因为没有论文.他固执地认为,发表论文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不关心“脚下的事”,只好靠边站.

大学曾被视为精神的净土,但后来人们发现大学并非塔.在大学里,学问只是追求名利的另一种工具,学问本身并非目的.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说,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两百多年前,现代大学之父、德国教育家洪堡说.科学的目的不在于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现在,对于我们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实在费解.没有用,要它做什么呢我们不仅要学习“有用”的知识,连自己也要成为“有用”的人.

对这种“有用”论予以无情贬斥的是华科技大学的姚国华教授,“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等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打工仔就是“有用”的,“有用”的通常是工具.

中国现代大学的缔造者蔡元培说,教育“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近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现代大学才刚刚建立,但那时大学呈现的面貌却非今日可比.顾颉刚回忆北大说：“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后来者没有能真正实践的.因为如果是要培养工具,那么只需要把那些“有用”且“正确”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就可以了.

“大学不是职业介绍所”,在洪堡和深受洪堡思想影响的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眼里.大学甚至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实际需要的机构,而是个“纯粹”的地方,是探求科学及自我完善的地方.在洪堡看来,科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无关乎实用.

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思想几乎难以实行,但这种理念却影响深远,正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开启了现代大学之路.黑格尔、爱因斯坦、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这些著名人物都与柏林大学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在对人类产生影响.

为了保证学术的真正自由,教育家们努力使大学超脱于各种利益――独立于国家的一切组织,独立于政党,独立于宗教,甚至不受任何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五四时期,蔡元培就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

我们的现代大学虽然建立于国家民族的动荡时期,但是甫一出世就开创了绚烂局面.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学却在失去它应有的活泼和纯粹.2005年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中国今天的大学不仅与权力纠结在一起,还深深地被社会无限膨胀的物欲所侵扰,“民族的灵魂”甚至比其他的社会组织还要功利和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