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与历史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娟,现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摘 要 】学术研究本身是整个历史社会联络中的一部分,有着它的功能、角色与意义,以及它与社会中各种团体力量的复杂关系.而台湾历史又使台湾的学术研究具有独特性,将六十年代大陆“避秦”的研究传统本地“日据”传统加以选择性的整合与淘汰,进而形成七十年代台湾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同时,呼吁学术研究“中国化”与“反依赖”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主题.

【关 键 词 】“避秦” “日据” “本土化” “反依赖” “彻底化”

一、“避秦”的格局与“日据”传统的隐藏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转移至台湾,正式结束了过去几十年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主导的当权意识形态.五十年代也是许多大陆沉沦山河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家“避秦”来台重新建立起他们诸“学科”的时代.

对大部分来台的社会文人学者而言,台湾不过是个“丛尔小岛”如何能承续他们在大陆时代的研究,实在是一个“大难题”.一些人勉强将台湾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当作是大陆研究的“代用品”.对于一些早期强调台湾本身研究的社会学者,如陈绍声,也不得不诉诸台湾经验的“代用功能”来证明台湾研究的意义.（一些研究甚至不用代用品,而单单只对当年紧急运至台湾的“宝物”加以研究）其他如人类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台湾的原住民开始研究,但其实其基本的目的是在解决中国古代先民历史问题,所谓“礼失求诸野”的意义（当然,他们也想当然地把台湾原住民看成是中国古先民的“野”）也并没有将台湾研究本身看成有自足的意义

总之,在“避秦”的社会政治格局下,五十年代台湾人文社会学科几乎都没有将“台湾研究”变成一重要的问题.这其实也正是配合着五十年代“白色台湾”世界体系冷战格局而来的.在这格局下,虽然大陆来的当权人文社会学者有强烈的怀乡意识,且常常自认“承续”了过去大陆的传统（如“五四”传统）；其实,这中间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断层现象.当五十年代大陆一些人文社会思想移植到台湾的时代中,这种思想史意义的“转型与断层”其实便已出现,并预种下了后来台湾特殊形态发展的种子.如以殷海光为代表的五十年代台湾“实证科学”论述,殷海光、胡适、及“自由中国”诸人都以为他们是在承续某种五四的精神,其实这其中已经产生了极深刻的断裂现象.

其次,当以国民党政权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形成霸权之后,相对地也显示了“日据”科学研究传统的隐藏与解体,像赖泽涵所主编的《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1986）文集中,诸学者所讨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上均是围绕着“大陆→（49年后）台湾”的主题而立论.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据”研究传统的问题,以及四、五十年代日据研究传统与大陆研究传统彼此互动的复杂性关系.在该文集中黄应贵（1983）虽然重视到陈绍声过去的研究,但对日据以来体质人类学研究（包括许多原住民及台湾汉人为对象）的传统与大陆来台学者彼此的重要关系却也没有进一步的讨论.当然,我们也许会说“日据”研究传统并没有重视到台湾研究本身的价值,故不值得重视.我们暂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全面正确,但过去大陆来台的“避秦”研究传统同样地也没有重视到该重视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末的台湾,我们检讨当代学术发展史,没有理由可以厚此薄彼.（日据时代台湾博物志、动物志方面的研究,似乎超过“光复”后的一切水平.杜聪明等也称赞日据时代台湾的医学水平,但当他讨论从日霸权转移到国民党霸权的过度时,可能有其他理由,对台湾医学的转折则轻轻带过.）

不论如何,五十年代后,台湾以大陆系统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已经扎好他们的基石.同时,韩战之后几进入美国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台湾,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也顺利地提上美国六十年代的现代化论、行为科学论述等等“新学术”的发展.当然,六十年代的台湾固然是美国中心世界世界体系的边陲地带,但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非只是单纯被动地接受中心国家的“外销品”而已（萧新煌,1982）.就如五四年代殷海关他们所发展的逻辑实证论一样,台湾行为科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发展往往是一主动而选择性的发展,西方六、七十年代在思想、政治、学生运动等等方面的新发展与反省批判并没有在台湾引起什么震撼.这种主动而选择性地在世界体系边陲中扮演一特殊角色的情况,其实也是配合着台湾在六十年代以来以“出口导向”为管道所主动扮演的边陲特殊角色有关.（台湾在六十年代初即积极地转向出口导向,并非是中心国家单纯的外销结果而已.）在那时,从拉丁美洲到南韩菲律宾这些边陲国家并没有积极地使用“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策略.同样地,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学、社会学等面向也不是单纯地吸收中心国的外销品而已.依赖理论、结构主义的思想反而是挑战中心国“功能”新古典“联络霸权的”.总之,六十年代以来台湾诸人文社会科学界人“行为科学”论述为旗帜而形成的联合战线策略是成功的,他们将六十年代大陆“避秦”的研究传统加以选择性的整合与淘汰,进而形成七十年代台湾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本文并不准备对这时期主流的发展路线作进一步的讨论；而希望将主题焦点放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社会及人文科学的中国化”,去分析这个“中国化”意识的历史及社会背景意义.最后,笔者者拟初步提出几点自己关于台湾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意见.

二、“中国化”与“反依赖”意识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不论是从“社会知识学”或是“世界体系”的观点,八十年代初的许多台湾社会科学家都发现到台湾的行为科学等有“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附庸”的危险（杨国枢,文崇一,1981）、（萧新煌,1982）、（叶启政,1982）,叶启政也并不否认“单就民族情感与自尊的立场看来,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与‘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叶启政,1982）.虽然参与“中国化”研讨会的学者多少都否认“民族情感”是构成“中国化”学术意识的主要成分；但一般而言,很难令人不产生像“反依赖”或“反附庸”是构成“中国化”意识主要成分的印象.就如最提倡“中国化”的萧新煌亦在检讨“中国化”意识产生的社会背景中提出许多相类似的论点出来（萧新煌,1986）. 从台湾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史的观点看,八十年代初“中国化”的呼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是这个关键的历史与社会意义究竟如何去看待?则一直是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一般而言,从较抽象的层次说,“中国化”意识也许可说是在学术立场上盲目“外向追逐”的收敛,进而真正地重视到台湾或中国研究本身自足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国化”意识也强调社会人文科学在面对世界知识体系时“自主”的信心与勇气.所以“反依赖”及“反附庸”这样的想法似乎成为“中国化”意识的主要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以一广义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去检查“中国化”意识的诸面相,便会觉得情况并非如此单纯与乐观.当赞成“中国化”意识的社会人文科学家在检讨过去台湾学术发展时,他们所引用的“知识社会学”或“世界体系”论其实都是极度简化甚至扭曲的意义.他们说注意的知识社会学基本上只是学术界内部、或科学社群内部的一些社会学现象；他们所注意的“学术世界体系”基本上也只是涵盖到广义跨国界的学术社群内部的中心与边缘的现象.其对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了解极为粗略简化,基本上只要点出“依赖”与“反依赖”的情况即已满足（即感叹于“附庸”的情况,并以“反依赖”而彼此自勉）.

从一广义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我们觉得“中国化”意理的意识范围颇为狭窄.其实,就如同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观点,一个学术社群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它在当权的意识形态格局下所扮演的“角色”与处身的“位置”其实是关键性的问题.反过来说,根本也没有一种实际独立于社会政经权力之外的学术“纯社群”存在；当然也没有一种独立于实际世界体系之外的“学术世界体系”存在.我们不能只单纯地“就学术谈学术自主”似乎学术界是客观而中性地独立于各种社会权力团体之外.

所以,如果我们把“一学术社群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这个问题考虑进来,整个“中国化”意识格局便会起很大的变化.在一个边陲性社会中,其学术与当权意识型态结合的方式可有许多可能,非单纯地只吸收中心社会的外销品而已,情况甚至可能是极传统性的“学术”（如中国文化等等）在分工体系中扮演一积极地角色,（强调传统“服从”与“效忠”的论理道德,在一边陲社会中产生“稳定民心”的效果往往对边陲统治者及中心圆社会均有利.）类似的情况之下,一个边陲社会中,可能有一颇为“自主”、且对“世界知识体系”有贡献的学术或理论,而该学术却同时可能与该社会毫无关系,只充当当权者政绩的“学术橱窗”,或甚而是为当权意识形态怎么写作,藉以建立统治者的“合法性”等等.

三、“本土化”与“彻底化”社会科学的意义

一个“中国化”的社会或人文科学,可以是个“橱窗化”的社会科学,也可以是个“本土化”或甚至是“彻底化”的社会科学.“中国化”本身的意义并不能决定该学科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脱离了“中国化”意识本身既有格局,而在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我们建议两个条件当作一个社会或人文科学是否能够成为“本土化”或“彻底化”的社会科学的评价.

(一)该学科是否能不断地检查与反省它在广义社会脉络下所处身的位置与角色?换句话说,即是对自己作广义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而非只是作粗浅化的“学术界体系”的分析.这只是社会学的分析,包括该学科的物质基础、研究成果与训练人才如何被“使用”,如何与大中小学教科书相关系、如何与当权意识形态以及广义的文化新闻界产生关系等等问题.

(二)该学科是否能与“改变”本土社会的动力、社会运动等产生有意义的衔接?甚至能与改变本土社会的动力、社会运动等产生互动性的关系?就产生“有意义”的衔接问题而言,“本土化”的社会科学并非在于为社会运动提供什么“理论基础”,因为它不见得有这个资格,社会运动的真正理论往往也在自身实践中产生.但是它倒可以在学术界、教育文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场中,与各种社会运动坐策略的互相配合、志愿等等.在终极意义上,“本土化”和“彻底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本身便是进步社会运动中的一种形态.一个真正的本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不是在玻璃宫殿中诠释这个社会,而在主动积极地改变本土社会.

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似乎只有在上述那两个条件下,才能真正地“解放”本文起首时提所谈及的“当权意识形态”之外.也才能真实地挑战一般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四种形态和管道.同时,一个真正“本土化”与“彻底化”的人文社会科学才有机会在强制性的“教化”霸权之外,呈现它自由、自主的“社会培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应贵,《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研究院民族所集刊55集,1983

［2］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东大图书,1986

［3］萧新煌,《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研究院民族所专刊乙种第十号,1982

［4］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问题》,收入《中国化》,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