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与比较诗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会综述

2010年1月8－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深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深圳大学文学院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了“理论的旅行与视界的会通――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外国文学理论跨文化旅行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比较诗学学科的中国情境、突破与发展,文论研究视界互动会通的可能性、空间与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外国文论在中国旅行产生的效应

外国文论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旅行过程中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这不同的效应,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密切关联的.全面反思外国文学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得失,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话题之一.南京大学朱刚认为,中国对欧美批评理论译介的多,分析批评的少；对“方法”套用的多,质疑的少,对概念梳理的多,继续追问的少,尤其缺乏对欧美批评理论做历史分析,较少把批评理论放到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更少把它放到它所“漂移”到的中国语境下进行认识,出现了偏差.上海大学曾军强调西方文论的研究应重视学术史的维度.他认为,现在的西方文论研究将研究降格为译介,将应用简化为横移,忽视了西方文论自身的学术脉络,忽视了理论在旅行中必然会发生的接受变异.兰州大学张进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外国文论实质上是“翻译文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也存在思维的盲点或灰色区域.湖南师范大学张文初考察了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接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对西方诗学的接受整体滞后,而90年代以来具有同步性或趋于同步,并具体分析了“滞后模式”与“同步模式”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俄苏文论向来是中国关注的重点.四川大学冯宪光探讨了中国对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问题,他认为,翻译工作成绩巨大,运用到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却很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马批判矛头一方面指向当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极其鲜明,另一个原因是西马理论家的论述非常专业化,重视吸收欧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文学理论的专业知识,构成历史诗学或社会诗学的理论模式.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还停留在对马、恩论述的知识范围内思考问题.对于西马的理论模式,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理解不够,也没有接受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典型问题,它曾一度占据着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北京大学周小仪把典型论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进行反思.他认为,典型论并非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理论产物,而是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述,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是建立非西方文化主导权的努力,也是赋予文化实践的行为,通过典型论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中国完成了理论到生活实践的转换,使我们有了自己的发言权,虽然还很浅显、粗糙,但毕竟是一种独特的声音.中山大学王坤反思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理论从认识论出发,产生了独特的发展路径：真实一典型一典型环境一抽象概念,要想把文艺学从认识论转到审美上来,必须解决对真实性的审美阐释.文学的真实感是文学的自然效果,应具有“直接的了解性”.南京大学王加兴回顾了俄罗斯关于文学风格研究的历史、存在的问题,强调应将俄罗斯的风格理论与中国传统风格论对比研究才具有参照意义.

随着学术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外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流派和代表人物被引进到中国,它们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怎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耿海英探讨了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她认为,俄苏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基本在结构主义背景下接受t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大规模的译介与研究阶段,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俄苏形式主义中国化阶段；将俄苏形式主义的理论观念普遍运用到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温州大学马大康研究了接受美学的中国之旅,他认为,接受美学的中国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路径和典型形态：金元浦的“顺着讲”、龙协涛的“迎着讲”和朱立元的“拧着讲”.他具体分析了三人的理论创新,揭示了接受美学在中国旅行的复杂情形.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特定的语境中经受重新阐释,发生变异,获得身份确认,只有当它结合新语境对新的现实经验做出有效阐释才能扎下根,并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向新的方向生长.暨南大学黄汉平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弛还检讨了拉康和萨特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状况,分析了这些文论家的思想在中国旅行的得失.

二、外国文论研究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

研究外国文论,不仅仅是为研究而研究,重要的是,应思考它们对建设中国现代文论的价值.深圳大学李健探讨了外国文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问题.在他看来,外国文论在参与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必须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选择一些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现状的理论内容,充实到中国古代或现有的具有民族特色而又鲜活的文论话语中去,而有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组成应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和已经成熟的现代文论话语为主.四川外语学院赵淳论述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他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西方文论的知识原料加工为知识成品的引介和再现生成阶段,二是结合中国文论,将西方文论的知识成品整合进中国语境之中.第一阶段是话语实践的基础性建构工作,当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州大学刘锋杰将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论述了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文论的建构问题.他认为,就文论的科学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确实不如西方,而就文论的人文主义发展路向而言,中国现代文论未必不如西方.中国现代文论的人文化程度超过了西方文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能够弥补西方文论的不足.

与会学者还具体探讨了外国的国别文论和流派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意义.同济大学高宣扬探讨了德法诗学传统对当代中国诗学研究的启示,他以法国诗人勒内沙尔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为典范,以法国当代思想家昂利米歇的生命现象学作为基本方法,集中论述关于荷尔德林和勒内沙尔这两个典范人物的诗作中表现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内心独特经验的问题,二是关于神秘主义的问题,三是关于语言中的隐喻问题.这些,可以在中国诗学传统中找出类似的经验和论述,有助于诗学的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探讨了后苏联时代文学理论发展对中国当代的启示.他认为,后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民族主义成为后苏联俄国文化转型的主导,限制了当代俄国文学理论,难以提供更多的普适经验.而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正好面临与后苏联时期相反的难题,对外来的文学理论译介与运用热情有余,而对本土的理论资源研究运用不足.四川大学傅其林探讨了布达佩斯学派 的学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启示.他认为,布达佩斯学派的学美学思想所彰显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尤其是人民文学论的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此外,汕头大学张卫东还以“诗性”和“自我指涉”为例,探讨了西学概念移植和汉语诗学建构问题

三、比较诗学的中国情境、突破与发展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发源地,深圳大学对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84年,便成立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乐黛云、胡经之任正副所长.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一直是深圳大学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周启超认为,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在积极尝试比较诗学的研究,比较诗学的研究相当活跃,但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与主观化的局限.究其原因,一则受制于思想资源,二则受制于理论视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开展“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构思“理论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路向,通过比较诗学的研究,走向理论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追求“深度开采”,立意超越传统的国别文论研究,超越习惯的中西二分框架,有所开放也有所恪守,有所解构更有所建构,开拓出文学理论研究实践中一个新锐的探索路向.深圳大学郁龙余反思了目前的比较诗学研究.在他看来,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红火场面,但是,也存在不少隐忧,主要表现在,在众声喧哗与自说自话的情境中,缺乏切磋与争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无声无息中自生自灭,不能为比较诗学做出有效的学术积累.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重视这种弊端,找出化解的方法,以促进比较诗学研究的繁荣.河南大学张清民追问了比较诗学的三个问题,一是比较诗学学科如何定位二是比较诗学比较什么三是比较的目标是什么并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的回答.在他看来,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明显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定位,也没有稳定的研究模式.目前,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仍停留在中西之争上,缺乏“比”的对象.比较诗学的目标是为了提炼生发自己的理论,这在中国,似乎还很遥远.

比较诗学的研究应采取怎样的方法秉持怎样的立场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重申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比较诗学”追求.他强调,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在比较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也应属于比较诗学.比较诗学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应追求的目标,同时,也在“可比性”研究的前提上提升了文学研究的价值,赋予比较文学研究以比较诗学的品格.复旦大学汪洪章以维特根斯坦和庄子思想为个案,论述了比较诗学的中国情境与中国立场,他强调,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应秉持“洋为中用”的立场,引入外国文论的理论术语和理论方法,以阐发我国传统文学批评遗产在当代国际文论发展景观中的“普适”价值为指归,比较诗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价值判断,不能忽略民族情境和民族立场.

比较诗学与各种文化、哲学构成一种什么关系这是跨文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必须将比较诗学的研究放置到各种哲学文化背景中开展才能深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探讨了解构论对比较诗学的研究意义.在他看来,解构论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旨趣为比较诗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解构论的“创世论”描述风格激发出比较诗学对原创性的,“终结论”的呈现模式启发比较诗学破除一切虚幻的中心和人为框范,拓展诗学文化的生长空间,而“转型论”操作模式催生了比较诗学的“翻译诗学”.这些,都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注入了新质.深圳大学李风亮以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为个案,探讨了“跨地域的中国现代诗学”问题,他认为,海外华人批评家一方面对异域批评观念作了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对中国问题采取远观姿态,使他们的批评充满了“边缘”情趣与“徘徊”意味,成为当代比较诗学研究必须关注的个案.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研究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全球化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对中国文学理论及比较诗学的研究均有很大的启发.

四、追求文学理论研究视界互动与会通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研究,向来有两套人马,采用的是两种话语,而这两套人马和两种话语很少相互交流,更无论会通.其主要原因是,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具有不可通约性,缺少可比性.四川大学曹顺庆则坚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具有可比性和通约性,存在对话的基础.首先,从影响上看,中国传统思想也曾影响过现代西方文论,成为现代西方文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瑞恰兹、德里达、海德格尔等人的文论思想就与中国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曾经受西方文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在新时期以来,或者是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成长的.其次,从平行研究上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具有对话的基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有很多问题是互通的、可以对话的,而对话的途径就是中国文论的中国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只有在对话中才会孕育无限的学术生机.周启超则强调着力推进国内外国文学界不同语种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着力推进国内外国文学界文论研究者与中国文论研究者之间的会通,着力推进国内文论界与国外文论界之间的会通,这样,才有利于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主义”在视界上的盲区,将文学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入.河南大学张云鹏认为,在强调视界融合与会通的同时,还应注重“差异”与“对话”,差异取决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传统,对话是为了兼容并蓄,吐故纳新.

如何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界互动与会通不少学者以具体的理论问题研究做出了回应.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分析了中西文学理论中的言意问题.在她看来,历史上中西哲人和文人都曾表现出对语言局限性的思考与反抗.中国古代强调“言不尽意”、“文不逮意”、“不落言筌”,西方则更激进,强调“开口便俗”、语言乃迷误之源、语言是“桥”又是“墙”等.她归结：中国文论在言和意的矛盾面前逐渐走向空灵与神秘,从语言退出进入玄思、神游的状态,而西方则显示出一种怀疑与多元的倾向,在对语言的颠覆中发现了一个自如的游戏空间.武汉大学吴泓缈从主体间性、对话与“仁”的问题着手,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纵向结构,中国文化是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客体是一种占有关系,横向结构主客体是一种善待关系,两者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认识差异,也是为了追求会通,是文学理论会通的一个重要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李正荣比较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命题与亚里斯多德的“第二实体”的理论价值,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论研究会通的实例.

本次学术研讨会,学者们本着真诚、务实的态度.相互商讨,平等争论,共同展望中国文学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前景,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大会对文学理论研究视界会通的重视与强调,必将改变当代中国文论界古典、外国、现代三家不相往来、相互隔膜的格局,从而,将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