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走向英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张亮集》是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按理说,我这个年纪的青年学者是不适宜出版什么自选集的.可是,这又是单位要求的一项“规定动作”,不得不为之.所以,从一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做什么“殊荣”来忽悠自己,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它定位为向师长和学界同行报告自己近20年来学习、研究经历的资料集.我希望通过这个集子清楚地图绘出自己从卵、幼虫、蛹而至蝴蝶的全部蜕变过程,哪怕过多地暴露了自己不够成熟、不够完美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希望向那些以各种方式教诲、关心、帮助过我的师长们以及自己充分意识到：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年的小“学徒”现在也已经“四十而不惑”了!必须向自己的“学徒”时代说再见了!

一

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并在“偶然相遇”中投入业师张一兵教授门下.那时候,哲学还“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贫困”.即便如此,始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研究,其中就包括一些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心态,以及重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决心.一兵师就是这一优秀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时,他正在着手准备一部新的著作,力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所提供的文献学成果基础上,运用由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孙伯教授开创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以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从而怎么写作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那时候,以一兵师为核心,以专业中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自发形成了一支不大的研究团队,坚持开展有规律的研讨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和唐正东、杨建平、胡大平、仰海峰等学长、师兄一起,全程见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回到马克思》这一非凡著作的创作过程,从而深刻领会了“深层历史解读法”――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文本学方法――的世界观精神和方法论要义.对于我的“学徒”生涯来说,这段经历是极其宝贵和影响至远的.

从研究对象上讲,我的“学徒”生活起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聚焦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这一方面和《回到马克思》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和专业倡导精读经典的传统有关.按照我的体会,精读经典好比反复练习拆卸械,看似简单重复、毫无新意,却最有助于掌握经典和领会方法.所以,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都乐在其中地精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进而把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一陈旧得有点老掉牙的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这篇论文中,我比较熟练地运用文本学方法重新解读了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相关著作,提出并初步阐明：就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一个扬弃费尔巴哈隐性唯心主义的过程.今天看来,该文显然不够成熟.不过,正是在这种不成熟中,作为“学徒”的我开始走向成熟.

研究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背景.为此,在精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同时,我还系统地补了黑格尔哲学的课.读黑格尔哲学,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尽管传统的主导性切入点是《逻辑学》或《小逻辑》,但我还是决意从《精神现象学》人手.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更重要的是,基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我坚信,我们应当历史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恰当的做法是从《精神现象学》出发来理解《哲学全书》,而不是相反.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方法应当同样也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形成史的研究.当我把文本学方法移植到《精神现象学》研究中去后,取得意料中的成功.这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文本学方法的体认,同时让我对《精神现象学》产生了持久的研究兴趣.所以,在后来的“学徒”生涯中,我曾多次重访这一经典,先后就马克思和《精神现象学》、卢卡奇和《精神现象学》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二

做哲学的“学徒”,冷板凳自然是要坐的.为此,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几乎天天泡在哲学系资料室里.刚开始是为了查找必要的资料,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很享受文献过手的快感.这种看起来有些无聊的习惯让我后来的“学徒”生涯受益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较早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意识.当然,只是在十多年后,这种学科史意识才陆续结出了果实.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终于走出长期“困境”,迎来复兴.当时,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为了能够更好地前进,必须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可是,究竟什么是传统研究范式?它与所谓的苏联范式又具有怎样的关系?学界对此莫衷一是.2005年,以对苏联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分期模式的批判性分析为起点,我对所谓苏联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其历史效应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反思,大致厘清了这一学科的建构历程,并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我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向那些对本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致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也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批判继承,才能找到完成时代赋予的理论使命,推进自身科学发展的创新之路”.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复兴,沉寂多年的西方“马克思学”也重新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所谓西方“马克思学”,简单地讲,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苏联学界的批判性评价为相似度检测,这一学术潮流就已经被引入国内学界.80年代末,国内学界曾出现过一次批判地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小.专业的孙伯教授、侯惠勤教授等就于90年代初出版了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西方“马克思学”》.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进入长期“困境”后,这一学术潮流迅速淡出人们视线.也就在这一期间,我不自觉地涉足这一领域,把当时能够找到的西方“马克思学”代表性著作都翻阅了一遍,进而认识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苏联以及国内学界以往的评价存在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保持必要的意识形态警惕性的同时,我们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客观地对待这一极其纷繁复杂的学术潮流.坦率地讲,我当时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多少有些翻故纸堆的意味,没指望会产生什么结果.不料,几年后,我突然发现,还有人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于是,我先发表了一篇系统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的文章,然后另文正面阐发了我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质、学科史分期等基本问题的理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以我的这种再评价及其引发的争论为起点,西方“马克思学”后来居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必须申明的是,与抽象的名词之争相比,我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逻辑的深入研究中去,更多地发表像“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传记建构”这样的论著.三

1998年,我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很想继续耕耘这块熟土,进而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主攻方向.可一兵师并不以为然.一方面,他始终告诫我们不能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提醒我们,必须及时走到当代.为了根除我们踯躅不前的惰性,他后来甚至宣布,今后做博士学位论文不能再挑1968年以前的选题!这种“驱赶”看似有些不近人情,不过,身为“学徒”的我深深地知道,不经受这种“驱赶”,就得不到真正的独立.

经过几番变动,我最终选定以阿多诺的早中期哲学思想为对象做博士学位论文,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在这部著作中,我对阿多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主要哲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首次揭示出了“崩溃的逻辑”这一段不为当时国内学界所知的思想建构历程,从而为人们进入阿多诺最后的、也是最受当时国内学界关注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迷宫提供了一条畅通的道路.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不错的评价.我作为具有独立执业能力的高级“学徒”身份由此基本确立.

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之后,我很快就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兴趣,借着完成约稿和集体合作项目的机会,继续思考相关问题,从而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新的认识：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从德国思想文化主流中杀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果不能够真实再现该学派与当时德国思想文化主流的批判继承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该学派的有关学说.例如,20世纪50年代,阿多诺为什么会在延宕多年之后重新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看到：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终点,与纳粹具有本质关联的海德格尔哲学在战后的复兴乃至成为一种时尚,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阶段的表征.既然海德格尔依旧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理论起点的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批判性对话就仍旧具有现实性.同样,面对海德格尔艺术哲学在60年代初的突然流行,阿多诺《美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命意就是要与海德格尔来一场批判性对话,从而敦促人们正确认识艺术的当怎么发表展、正确评价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真理潜能,同时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当下这个被全面管理的体制化世界中,真理依旧存在于艺术之中,但它再也不是以过去那种显明的方式存在着了.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是一座巨大的冰山,人们所熟悉的文化批判理论、哲学批判理论等不过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小部分,对于该学派的理论建构和转型而言,真正重要的恰恰是隐藏在海面下的、不为人所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格罗斯曼和波洛克先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在对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再考察后,我发现,格罗斯曼1929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在事实上为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必需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然而,1929年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发展,这使得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快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放弃.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经验：第一,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本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二,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分析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第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变化了的现实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第四,要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四

2003年以后,在很多同行诧异的目光中,我告别经营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转向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德国传统到英国传统,这种“跳跃”不可谓不大.促使我下决心进行这种大跨度“跳跃”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兵师的推动.当时,专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国内学界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接下去专业应当怎样继续发展呢?基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功实践的深入反思,一兵师认识到,“学派不应当是一些高度相似的‘摹本’的积聚,而应是一个由一些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独立的理论个性的学者在共同的理论旨趣、研究方法和学术资源基础上共同结成的理论联合体”.换言之,一兵师深明“学我者生,似我者亡”（齐白石语）之真意,因而坚决要求我们这些“学徒”尽快走出他的荫护,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空间并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和大放异彩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不过,当我开始移师这一领域的时候,国内学界对此还所知甚少.在对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初步分析后,我发现,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双核心作用.于是,在听取了师兄胡大平教授的意见后,我决定选择爱德华汤普森进行一次深度的个案研究,以期由点及面地进入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理论领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钱乘旦教授：作为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史学家,他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总是让我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指点,我或许还在黑暗中独索更长的时间.2008年,我结束对汤普森的个案研究,出版了《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一书.同时期,我也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了一点研究.这些前期研究对我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立场和理论特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汤普森研究之后,我开始转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首先解决了历史分期问题.按照我的研究,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1956年以后的事情,但它的孕育却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那时,后来成为第一代新左派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延续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30年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新左派运动兴起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英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就文化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创立“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最初都表现出了由衷的欢迎.不过,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举登陆,70年代初期以后,几乎所有第二代新左派都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并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出了一个与作为原生形态的后者并峙的次生形态.70年代,两代新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理论冲突.就在双方的理论论战即将进入之际,1979年,保守党重新执政.英国的资本主义重新焕发出了活力,曾经并不遥远的社会主义重又变得遥遥无期.这使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已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坚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就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