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形象的《边城》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从一个不知道怎么使用标点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巨匠,再成为一个出色的文物研究家.沈从文可以算得上一个天才.在沈从文创作的众多文学文本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写于1934年的《边城》.

作为沈从文的一部杰作,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小说所表现的田园牧歌形象建构了一个非同一般的中国形象.

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说的浅显一点就是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的文学评论语言描述.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在沈从文创作的《边城》中,作为自然的理想化表述的茶峒山城,表现出与纷杂的城市不一样的抒情倾向和品格.因此《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如刘西渭的《<边城>舆<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作为牧歌形象,主要表现在沈从文对边城中人与自然的诗性的浓彩艳抹.这种诗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着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着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辽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展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牧歌的背后是一哀歌.《边城》是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合,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是这一新文体的颠峰之作,熟练地运用这一文体进行叙事,沈从文完成了他的心愿：把《边城》写成一首“纯粹的诗”.有人说《边城》的文体是抒情散文,有人称之为抒情小说,也有人说它是牧歌体.冠之以什么样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新文体告诉了我们,在穿越世界的混沌之海时,还有这样的一条路径去展开个体的生命修辞.

文体的创新要求创作者的高度修辞自觉,文学家可以如同科学实践一般,通过无限地化约从现象世界中不断地提取人类的知识规则,但世界的混沌性却总有让我们不确定、不能认知、不能化约的地方,相对于自然、社会的生态之海,无论我们已经成功地化约了多么繁复的自然社会现象,它仍然仅仅是一点一线的踪迹.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混沌世界.《边城》的牧歌文体是高度化约后的抽象抒情,化约使抽象成为可能,而要表达这种抽象的诗意最适用的修辞策略就是象征和隐喻了.沈从文要将他对这混沌世界的感悟形之于笔,去作抽象的抒情,不仅需要高度的化约进行这世界的确定性描述,更需要运用隐喻和象征对混沌的自然社会进行多义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歧义的形象学表述.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对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展开化约修辞,它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框架,总结出自然社会的规律,将不确定性不断地围剿、驱逐.而后现代主义则宣称这一理性认识的虚妄,以混沌世界的不确定性捍卫存在的多样性、无中心化.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绝无可能仅仅由高度的化约建立起来,没有不确定性的加入,只能受到历史的嘲弄.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意识和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等.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辽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作者单位：云南省工会共青团妇联干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