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阿里,种苹果

“水果,是生活改善的一种象征.苹果,则是最常见、最大众化的水果.苹果基金会以‘分享成果　传递幸福’为宗旨,坚持在西藏最边远的阿里地区助学助医,我们忠诚地在中国海拔最高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传递普通人的基本幸福.”

――苹果基金会秘书长周行康手记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屋脊”.周行康连续5年来,每年至少有3个月待在阿里助医助学,其他不在藏区的时间,他基本上都用于为藏族牧民们筹集资金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物资.

他所就职的苹果基金会,由女企业家王秋扬发起,并由她和丈夫张宝全创办的今典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在国内的非公募基金会中首屈一指.7年来,苹果基金会工作人员深入阿里牧区一线,总行程超过20万公里,总援助资金4800多万元,在阿里援建了3所苹果学校、1所中学、11个苹果图书室；为阿里每个村培训两名赤脚医生、一名接生员,并将价值700多万元的免费药品送达阿里牧民手中等一年前,国家民政部评选的“2008年度中华慈善大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苹果慈善基金会在西藏阿里开展的“苹果赤脚医生工程”,当选“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作为苹果慈善行动的组织者和落实者,周行康习惯躲在光环背后.他是一个骨灰级的山友,有20多年登山史,业余时间以攀登为主要爱好,2009年元旦登顶南美洲最高峰后遇暴风雪,与伙伴们经历生死,仍乐此不疲.从十年前的深圳广告公司老板到如今各处化缘、扶贫济困的NGO组织执行人员,他的人生经历波澜起伏,但此刻闲坐在笔者面前的他,面容平静、语调谦和：“我的眼中没有传奇,我(在苹果基金会)作这个职位有优势,我们助学助医都在海拔4600米以上的地区,很多人在那做事很困难,但对我是很自然很EASY的事.”

登山健将的执著与坚守

周行康是登山圈里著名的“十一郎”,原深圳登山协会发起人之一.从1997年首次进藏登山开始,他组织、参加过多次大型雪山攀登活动.2003年非典期间,由山友组成的中国首支业余登山队攀登珠峰行动,经CCTV直播闻名全国,总书记亲自发来贺电.周行康就在那支登山队中任队员兼总指挥助理,事后荣膺二级体育奖章.

2003年夏秋,山友王秋扬自驾车考察西部的教育情况,想为西藏阿里地区做点实事,周行康欣然入伙,担任负责苹果慈善公益项目执行事宜的秘书长,一晃就是6个年头.

苹果基金会最让他自豪的是深入基层的执行力,而事实上,中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繁琐.“从2003年开始,我们在阿里的普兰县,札达县建了3所苹果小学,除了建好校舍,还要操心教学,管理等配套怎么写作.2005年9月三所小学建成后,缺桌椅,架子床、文体用品、图书、黑板,我当即去新疆、西藏等地采购.阿里的物资来源有两个方向,1700公里外的拉萨和1100公里外的新疆喀什.11月份我在喀什完成采购后,已经找不到进阿里的货车了,最后只好求助当地驻军派车拉上去.”

“学校用电也是问题,虽然每个乡里都有太阳能电站,但功率大都不足,由于保养不当,很多不能用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后,我们只好到拉萨写发电机送到学校.最远的一所苹果小学离中印边境线只有12公里,在中印争议区,到县城开车得走两天,其中有条路在狭窄的山谷里,谷中有条河,汽车要过40多趟河；还有一段‘汽车步行街’,路上全是大石头,车子只能以5公里以内时速左摇右晃地爬行.”

“有一次同行的汽车在河里抛锚,当晚我们冒着零下29度的严寒,从冰河里打捞汽车,半夜去解手、身边十几只藏狗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点点滴滴从实际出发

眼下国内作教育援助的NGO组织很多,但也出现了同质化现象,社会资源偏向某一部分受助对象,苹果基金会希望独辟蹊径、做出特色.

“援建了4所中小学后,我们发现对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一味走传统的升学道路并不现实,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很多大学生在大城市当‘蚁族’,而他们家乡的发展又需要人才,发展职业教育迫在眉睫.我们从2006年开始,在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开办户外探险和旅游方面的职业教育培训班,眼下,我们正努力在阿里拓宽职业教育路径.”

随着助学的深入,苹果的助医工程也在阿里循序渐进地展开.2006年,苹果基金会开始培训阿里各村组的赤脚医生.“边远牧区的医疗非常落后,我曾到过一个牧区,村医给患者开了一瓶药,病人拿回去后一次性吃光了.当地群众生孩子,通常是产妇自己提桶水,拿把刀子,躺到羊圈等避风地自己生,母婴安全性很差.即使有接生婆,通常只会让产妇吃点藏药.当地政府也鼓励牧民到县医院住院,住院接生还有补贴,但从牧区到县城最少得走两天路,必须有人告诉孕妇预产期是哪天等”

“记得2006年第一期赤脚医生培训试点,苹果基金会出钱,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进来,先洗澡、剪头发、抓虱子.培训班每期历时两个月,特意选在农闲时间,免费吃住,还发交通费和误工补贴.当地青菜不便宜,我们每餐给学员提供的伙食是荤素搭配,结果学员倒提意见：‘我们不吃草,只吃肉’.让他们接受新的观念,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从个人卫生培训开始,把新的观念重新导给他们,让赤脚医生小病能看、大病能判断,及时送乡、县医院.通过三年努力,阿里七个县的每个村都至少培训了两名赤脚医生、一名接生员,我们一共培养了261名赤脚医生和141名接生员,全都怎么写作于最基层.”

赤脚医生培训的同时,周行康他们又开始给牧民们解决药的问题.“原来想通过循环方式,让赤脚医生廉价卖药给牧民,回收资金可以继续采购新药,甚至允许赤脚医生有点利润.但后来发现这在当地行不通,反复权衡后,我们决定每年定期免费送药进牧区.当地物流不便,一般渠道的药品到了百姓手上,很可能是过期的,而我们在北京搞招标采购,每年夏秋时节用火车送到喀什,然后通过阿里军分区运到地区首府,再通过各方努力送到牧区村组,前后只需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把药从库房到送到百姓手中.这些年苹果基金会给阿里牧区赠药逐步增加,2006年首批赠送33万元的药品,2007年是133万元,2008年是240万,2009年送了342万元.”

这些年在藏区,苹果基金集中精力埋头做事,很少大规模宣传自己.“每当我们下乡时,看到有些基层藏民都知道苹果基金会是助医助学的,就快乐无比,觉得我们的事情做得挺扎实的.”

“苹果”的未来充满阳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眼下有30万家NGO组织.其中基金会是规格最高的NGO形式.“国内对基金会组织的管理很严格,目前规模大的基本是国字头基金会.以前我们这样的机构想成立基金会,几乎没有可能性.2004年国务院出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增加了非赢利性的基金会的设置,于是我们有法可循了,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民政部门完成了苹果慈善基金会的注册工作,我们的注 册资金是500万元.这两年基金会的注册资金门槛还在不断提高.”

苹果基金会眼下是国内少数拥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非公募基金会.“民政部门每年都要年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头两年基金会只有我一个专职工作人员,如今增加到6个,为了减少行政办公成本,我们的办公室、车辆由今典集团无偿提供.我们想作一个资金效率比较高的机构,基本上没有冗员,工作人员都要求一专多能,―人至少当两人用.”

周行康把苹果基金会七年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蕴育期,从无到有；二是成长期,集中精力在西藏阿里地区开展‘苹果助学工程’、‘苹果赤脚医生工程’,在阿里的七个县将工作落实到了农牧区的最基层,与当地政府、驻军形成了‘军地民三方共建’的长期架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援助制度和体系；从2009年开始,我们步入第三阶段,此前我们一直是今典集团独家进行财务支持,如今有工商银行等其他企业开始认同我们在西藏做事的方法和理念,也逐步加盟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苹果公益项目,使其系列化、产品化,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

让他欣慰的是,目前苹果基金会的路子正越走越宽.1月17日下午,在享有“户外奥斯卡”盛名的班夫电影节中国站活动中,反映阿里农牧民首次体检过程的公益纪实短片《体检》正式与公众见面.它反映了由中国工商银行与北京苹果基金会联合捐赠的首辆流动体检车驶入阿里的曲折过程.拥有近八万农牧民的阿里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百姓体检不便,此前基础健康资料缺乏,流动体检车的到来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这次活动的另一大收获是让他看到了跟大企业合作的优势：“大企业自身的宣传资源和渠道与我们是差异化的,不会重叠,能提升苹果基金会的影响力.我们与工商银行合作的“雪域体检快车”项目,与基金会的整体投入相比,虽然不大,但从体检车的设计、改装、调试,到运输,体检人员培训,最后我带队把体检车送到阿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整个团队细致、周密的工作.工行在他们的网站、营业网点作了宣传,我们只要求把苹果基金会和LOGO放上去,我们作为执行方出现.当我的朋友从祖国各地给我发短信,说：“在工行网点、在地铁里看见你们苹果基金会时,我很高兴,也感谢工行这样的合作伙伴！”

新的一年开始了,周行康和苹果基金会的日程表早已排满：“今年我们要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较大动作,还会推广体检车、乡村卫生室及一些新的项目,有的去年已经作了试点,今年要铺开.我们还打算在阿里搞一些公益慈善的野外比赛,欢迎大家去阿里参赛,把出行与公益慈善结合起来”.

面对未来,周行康充满信心,他的心又飘向雪线之上的高原,“苹果”正在行动中,牧民们淳朴的笑容是最好的成果,就如照耀大地、温暖人心的灿烂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