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听得见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利益博弈时代.既然社会有贫富差异,有阶层之分,那么,存在利益纷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倒觉得,在不同的权利要求、利益诉求面前,大家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解决争端,这恐怕就是.

所以,不管是博弈,还是,有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尽管“有理不在声高”,可那些声高声大的人（群体）,往往能掌握话语霸权,并因此为自己争得好处.而那些细小微弱的声音,被“大声喧哗”所淹没,所忽视,渐渐就成了“沉默的螺旋”,更不要说那些无处发声、无权发声的人了.

理论上讲,表达自己的声音,是人人都有的平等权利.可由于表达能力的强弱、表达渠道的通塞、表达威望的大小,在“为自己发言”上,存在着天生的不平等.一个市长说的话,显然要比普通市民管用；一个专家的声音,当然比老百姓更权威.正因为如此,民众才希望专家学者、委员代表、政府官员等等,能替百姓说话,主张公众利益.遗憾的是,每个人都有私利,屁股决定脑袋.于是,利益博弈的天平明显就向有话语霸权的一方倾斜,并因此而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

我们来看看,在住房、医疗这两个饱受百姓诟病的领域,话语霸权是如何导致利益倾斜的.

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日前说,房价涨得不可开交,很多公职人员凭正常收入很难供房,自己就是无房一族.现实中是不是大多数公务员都无房住,大家心知肚明.但就在副区长哭穷的第二天,广州市政协委员黄秉雄就算了一笔账：按目前广州市给公务的房补,一家有两个市级工作人员,25年的房补都不够写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于是乎,政府要尽快完善机关单位住房货币补贴政策.（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就事论事,黄委员的建议并不错,如果他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他理所应当替他们说话.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政协委员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还是为某个特殊群体说话；二,与享受房补的公务员相比,老百姓写房更是苦不堪言,而黄委员只看到了公务员的难处.

在黄委员替公务员鸣不平的同时,参加广州市政协会议的医卫界委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分组讨论会开成了“诉苦大会”.痛斥“医闹”,抱怨医疗人员被妖魔化.医卫界有这些“苦”不检测,可诉苦之时,别有意无意遮掩问题的另一方.天价医疗费怎么不说,医疗事故怎么不提,草菅人命怎么不讲,媒体的种种丑闻怎么视而不见?

是啊,我们不是官员,不是委员,不是代表,不是专家,不是学者,我们仅仅是有着一己私利的小百姓,可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利益,怎么就没人听得见看得见?

中石化政策性亏损了,他们大声嚷嚷,于是又得到了50亿财政补贴的大红包；要清算土地增值税了,房地商不干了,联合上书,要求减税等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在抢着发言,据理力争,可“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呢,怎么没有他们的声音?按理,他们应该最强大,说话最有分量啊.

利益失衡背后,必然是权利的失衡.如果有合理充分的表达渠道,谁愿意做“医闹”,谁愿意当“刁民”?当大多数公众无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所谓的博弈,只能是少数人分享盛宴的游戏.

［王翔宇荐自《晨报》2007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