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其时代的病症

1750年的一个夏日,卢梭去探望狄德罗,路上顺手翻阅一本期刊,读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广告,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利于伤风败俗还是移风易俗?》.

看到这一题目,卢梭自感 “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他呼吸闭塞,兴奋到极点,径直倒在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中度过半小时,醒来发现外套的前面已被泪水浸透.他说“从那一刻起,我住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

整个人在一个全异于寻常的基础上仿若新生,这种精神体验非常罕见,但放在卢梭高度神经质的性格下,也可以想象.卢梭在他那个时代有名的难相处,凡初期相交甚好的朋友,过一段时间没有不闹翻的,以致无法与法国启蒙诸哲相处；一向以温和敦厚著称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在1766年好心将走投无路的卢梭带回英国照顾,后者很快就认定休谟是阴谋反对他的写作技巧人之一,结果不欢而散.

后人有不少对卢梭的体质进行研究.1974年,法国学者邦苏桑根据对大量档案材料及回忆性文献的研究得出结论,卢梭患有急性间歇卟啉病.该病症除会令患者出现便秘、呕吐、疼痛等身体问题外,还会带来严重的精神问题,如抑郁症、被迫害妄想症等.这个病症可能是卢梭高度神经质性格的一个根源.

天才与疯子的区别只在一线间.卢梭的病症激发出了他惊人的创造力,成为启蒙时代卓尔不群的一座思想高峰.异于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等启蒙主流思想者对理性万能的信奉,卢梭的思想诉诸情感、直抵人心.

在主流启蒙哲人看来,理性是人类的基本规定性,由理性出发,人类会服从自然法,理性的自然法也就是道德和政府的标准,更进一步地,理性统治实现之日,必也是人类大同完备之时.然而,对卢梭而言,这所谓的理性正是禁锢人的囚笼,遮蔽人磅礴而出的自发情感的作用,将人包裹在现代社会虚伪的繁文缛节,忘却了自己的根本,更将社会置于极度不公的状态.

不是理性,而是人类对同侪所怀有的善良情感,能成为粘合整个社会的胶剂.人内心涌出的虔诚、信仰与道德直觉,是人格与社会的基础.卢梭的这一疾呼,极大地扭转了时代的精神,直接激发了此后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

然而,他的理论倾向可导引出两种极为矛盾的现实后果,并在后世成为现实.他设想善良道德在普通人民中最为纯真,此一态度可能导向对平民的过度推崇,从而有可能导向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大众.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雅各宾阶段,无套裤汉作为平民其地位被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是例证.然而,由于卢梭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强调极度冲击理性框架的僵硬,于是,思维举止极度特立独行、孑然不群,或是人格魅力超然、置世俗于不顾的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可能成为大众偶像,从而形成高度的个人英雄主义崇拜,拿破仑便是这样一个偶像.

两种极为矛盾的理论后果还有可能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个人英雄对于普罗大众的操纵与利用,借大众之名来获取自己不受限制的权力.拿破仑实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合,希特勒更将此种结合推展到极致.

于是,在卢梭的映衬下,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一种病症.这是一个自信与狂妄、天真与轻浮并存的时代,对于令人不满的现实,试图用轻佻的语调与办法去处理.

法国启蒙时代的精神气质可以伏尔泰为最佳代表.伏尔泰常识感极好,文字优美又俏皮,笔耕不辍.时人都能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郁闷与愤怒,在他的笔下被嘲笑得畅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

伏尔泰有着对自由的真诚热爱和对新奇与未知的深刻好奇,但其现实感明显赶不上天真与好奇心.对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对人性深处的黑暗,他轻松将其归罪于愚昧的过去,相信依凭理性就可以轻易改变这一切,对改造现实的复杂性茫然无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判的“文人政治”,相当程度上就指这些人.

精神上的轻佻加上现实中的苦难,终于引发人头滚落遍地的法国大革命,最后靠一位强人终结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流浪儿童的口说出,19世纪的一切动乱“是伏尔泰的罪过!是卢梭的罪过”!这种评价过于极端,但也不是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