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恐惧主义背景下的文学批评

摘 要：技术恐惧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并在同期的文学作品中体现.此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中都带有技术恐惧思维,典型的作品包括但不局限于科幻小说.上世纪末至今,科幻类魔幻类题材成为了技术恐惧的载体并广为流传,而国内对于技术恐惧以及这些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关注和批评力度不足.在技术发展和话语权普及的当下,对这些作品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剖析是必要的.

关 键 词：技术恐惧文学批评

引言

技术随时代在不断发展,而对于技术的观念,尤其是大众观念,并未能及时更新.技术恐惧主义随近代的技术革命一起诞生.这一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传承,并广泛传播,并在几乎每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中体现为集体恐慌或集体无意识.随现代影视技术的发展,文学作品及其承载的作者思维或意识形态飞速拓展.而随社交媒体的流行,对技术和文化的解读呈现多元趋势.适当的批评引导,可以让我们在构建科学殿堂的同时,让民众具有详尽而正确的科学态度,让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趋于平衡发展.

一、技术恐惧的来源

综合词典的描述及前人研究,技术恐惧（technophobia）应被定义为“技术强力的失控”和“技术异化”[1]引发的“对技术、对社会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恐惧”[2].技术恐惧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技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的一种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表现为对技术感到不适、消极接受甚至抵制技术、对技术持否定态度、与技术产生摩擦直至破坏技术等方面的心理和行为模式[3].

从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启蒙了理性和科学思想,非理性（irrational）的思潮就以反主流的形态存在.卢梭撰写的《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堪称启蒙时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在文章中卢梭却大力批评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道德没落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而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4].技术恐惧的思想随着技术的进步开始萌芽,但并不局限于思想讨论,而是有了直接暴力的社会活动.

技术恐惧的社会活动历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初期.英国诺丁汉等地爆发了激进的手工业者破坏机器的活动,以此来反对技术进步和真去改善劳动条件及生活待遇等.这些运动称作“卢德运动”.随时间的推移,卢德派和卢德主义的涵义逐渐由特指的破坏机器,演变为泛指的反对机械化、反对自动化的人和观点[5].

二、技术恐惧与文学

文学作品中的技术恐惧思潮与卢德派同期诞生.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朗肯斯坦》,被后世誉为科幻小说的鼻祖.这部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即人造物毁灭造物者的悲剧,成为近现代科幻小说的主线.这部作品同时也是第一部反映科技恐惧思想的作品,其“戏剧化地表现了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的差异,在一个按照规矩机械办事的年代和一个对所有事物突然产生疑问的年代之间的差异”[6].这种觊觎上帝的能力主题,在此后小说中大量存在.

美国诗人爱伦坡承袭了玛丽雪莱哥特式的叙事风格和技术恐惧思想,他的《莫诺思与尤娜的会谈》中描述了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对自然的破坏.赫伯特乔治威斯尔创作的《时间机器》和《隐形人》等科幻小说,讲述奇迹下人类的复杂感受,其实质便是一种对科技功能的模糊与恐惧[7].二十世纪初的印刷出版业盛行,科幻类读物以通俗廉价的传播渠道同期发展.此时的科幻故事大多描述从幽闭恐惧的城市文明中逃脱,科技恐惧的意向以逃避主义的幻想展示出来.随后科技恐惧症较多地体现在二战后的科幻类小说中,其中对现代小说和电影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伊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的短篇《我,机器人》及其后的机器人系列,以及阿西莫夫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成为后世诸多电影作品的指导哲学,同时也明确体现了人对人造物的控制欲,其本质上是对技术的拒绝和恐惧.至此,原属于心理范畴的技术恐惧症已泛化为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现代技术恐惧论或直接对等于电脑技术恐惧.

诚如戴尼罗在指出“哥特传奇式的人造人――粘土人,炼金士制造的霍尔蒙克斯,以及弗兰肯斯坦的妖魔,都将变成机械人,电子人,机器人和克隆人”[8].而混杂哥特风格的技术恐惧,也影响了其他的文学作品,直至今日.

三、技术恐惧的大众文化传播及批评

技术恐惧概念多见于科幻小说,但并非所有科幻小说均呈现技术带来的恶果；而科技恐惧也并非只能存在于具有未来视域的科幻小说中.戴尼罗在其《科技恐惧》一书中,回顾了自《弗兰肯斯坦》以来的多数科技恐惧相关的文化产品,这其中既包括小说,亦有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科幻题材和魔幻题材是最受关注的西方舶来文化产品.这其中既有基于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改编的一系列表现计算机革命带来末日的科幻题材影片,亦不乏《指环王》这种承载着技术恐惧的魔幻作品.

通过现代的影视技术,影片所传递的各种价值观以其他艺术形式不具备的拟真形态,直观地灌输给观众.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导演对影片作出合理的解读,并将这种解读影像化,受众可以最轻松的方式体会原作者的部分或全部真实目的,进而在无意识层面接受或认同.2001年至今,由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导演的《魔戒》系列电影以及至今热映的《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均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欧散克塔下的煤堆、熔炉、齿轮和从土里制造出来的强兽人,炸毁城墙的等,无不将技术贴上了邪恶的标签.而如果阅读《魔戒》原著,并稍微关注作者的生平,即可发现托尔金本人便是一个对现代工业文明极端排斥的作家.

随着电影的风行,这些作品的中文译本再次热销.但是热潮似乎只在读者和电影观众之中流淌,而学术批评却相对冷静.例如现在翻查托尔金的作品批评,非专业性的网友和托尔金迷占了多数,而严肃的批评专著屈指可数,国外的严肃批评专著也鲜有中文的译本.从批评角度而言,《弗兰肯斯坦》所属的类型即“哥特小说”在诞生时,即因为过度地渲染暴力和恐怖的氛围,而被批评为格调不高的庸俗作品；而早期对托尔金的《指环王》的批评,也多是消极的.托尔金的作品一直属于一种未被主流关注的文学作品序列,即魔幻式的,或是具有极大宗教寓意的.这些作品显然相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边缘化的.四、国内进行技术恐惧批评的必要性

国内对于技术恐惧的关注,起始于陈红兵于2001年发表的《国外技术恐惧研究述评》一文,此后该话题在哲学领域有较多的关注,但一直未能在文学批评界引起重视.目前技术恐惧正以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形态在广为传播,而对比技术恐惧诞生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发现时代背景的惊人相似.以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带来新的“工业革命”甚至是社会革命；与此同时,由于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威权和话语权都在脱离精英的控制.在又一个理性表达和个人主义趋于巅峰的年代,一种蕴含非理性概念的作品却得到了广泛的推崇.这理应引起批评者的关注,并在评论中指明这种导向背后潜在的危险性.

受传统批评思维语境影响,魔幻式的或科幻式的作品,在国内评论界从来不占主流地位.这一点通过查询中国知网上的文学批评论文即可获知,较多的作品依然关注经典著作,而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大众文学作品及改编则少有深度研究.在现代网络技术的普及下,原来为精英和专家所控制的话语权,已经随社交平台的普及而逐渐变得平面化.普通读者日常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看到的感受型的文学评论,却多是有关这些作品,但是解读的深度有限,且有较多谬误.对于科技恐惧的集体无意识,其实也同样被投射在社交媒体之上：未经证实却被大量转发的各类谣言被贴上了“科学”的标签,似真似检测的宗教思想和借尸还魂的古代糟粕亦掺杂在大量的网络信息中.大众对于此类信息,更多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思维来对待,进而接受和传播,却缺乏理性社会中需求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

自2000年以后,世界的主要危机不再是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争斗,而是转向了以宗教信仰矛盾为代表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危机.极端宗教组织、原教旨主义者所营造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并试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背离的社会体系.随着以摩尔定律式的速度在不断更新的技术进步,各种邪教信仰依旧层出不穷,较为柔和的宗教也在“广结善缘”,进而乱象丛生.我们自不能把这种危机全部归咎于一部小说或一部电影的流行,但揭示这些作品和电影流行的背后所承载的集体无意识,是批评者需要在作品普及之前就做出的反应,并在读者群中形成一定的批评先导和影响,在话语权平面化的现在掌握先机.

结语

技术的进步决定了意识及哲学认知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在文化上体现为文学的动态发展.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永不会终止,而对技术的排斥和恐惧亦将与社会进步如影随行,未来也必将会有更多的类似作品产生并影响读者.认清技术恐惧的心理本质,并使其不对技术发展的前景造成伤害,或对科技产生误解,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意识形态,在大众话语中占住席位,这一切都要求对于文化和文学的批评,不应再停留在殿堂之上的精英文学类型,应从宏大的理论退回,对更为普及却又驳杂的现代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进行研究,进而保证大众审美的健康趋势,不使理性与非理性在发展中产生失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