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富强还是文明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子,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

“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一百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

（摘自《中国,何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