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

[摘 要]不管是苏联学者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都没有用过“西方马克思学”的说法,“西方马克思学”完全是中国学者独创的术语.1978年～1995年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引介,经历了从翻译到综述、评论的转变；在马克思文本研究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跟踪和梳理研究,是近十年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复兴的基调.开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不是仅仅为了驳倒西方学者,不是满足于在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话题中打转,而是为了最终超越西方马克思学,推进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走向深入.

[关 键 词]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5001910

一、1978年～1995年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引介及其历史背景

1978年～1995年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引介,一方面受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促动,另一方面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相关.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关系密切,其中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就中国而言,1964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是一个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最受重视.此前,国内学界就开始引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如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国际研究》杂志1960年的“论青年马克思”专刊《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弗兰尼茨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等.其中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第一版）影响最大,其基础是作者1947年～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讲授同题课程的讲稿,后来又出版了俄文第二版和第三版.这部著作被列为大学教程,被评为罗蒙诺索夫奖和国家奖,还被翻译到中国、日本、波兰、德国等国.可以说,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建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体系,当然其理论框架来自列宁.

在苏联,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出版前,1957年～1961年出版的《哲学史》第二卷至第五卷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此外,1969年东德狄茨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到巴黎公社之前）》,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教研室编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教学大纲》.

195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依照苏联当时正在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授了世界哲学史,使中国学者首次接触到马哲史.北京大学哲学系1973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简史（讨论稿）》是一份重要文献,由此可以窥见中国马哲史教科书框架与苏联中国马哲史教科书体系的密切关系.通过与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作内容比对可以发现,它就是苏联马哲史教科书框架在中国的移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如1983年出版的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7年出版的由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在苏联马哲史教科书框架下对具体问题的细化.

在中国,“马克思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1期刊载的金鹿的《罗马尼亚讨论资本主义危机新阶段问题》一文中.文章介绍了1977年7月罗马尼亚一次学术会议的研讨情况,其中提到了“所谓‘马克思学家’”,说明当时罗马尼亚学者已经了解“西方马克思学”的情况.随后,《哲学译丛》1978年第2期发表的苏联学者格尔曼和东德学者斯培尔合写的《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的出版》一文,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即MEGA2）时,提到了“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哲学译丛》1978年第3期发表的南斯拉夫学者彼特洛维奇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和发展前景》,再次提到“马克思学”.《国外社会科学》发表了两篇涉及马克思学的译文：埃及左翼学者阿明的《述评一篇书评》提到了“马克思学”,而捷克学者甘泽尔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共同倾向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对包括“资产阶级职业马克思学家”在内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最新歪曲”的猛烈批判.甘泽尔还有一篇文章专门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章《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哈哈镜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译文发表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1979年4月18日至26日在济南召开了全国哲学学科规划会议,《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5期和《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都对会议作了报道.《国内哲学动态》的报道提到：“目前国外哲学的潮流,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这主要是,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日趋紧密,以及所谓‘马克思学’热,用推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否定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在报道中提到：“研究马克思成为一种时髦,形成了所谓‘马克思学’.许多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家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法,就是用推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来否定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能够接受的东西,这就是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马克思学’的一个根本特点.”周国平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1期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现状和评价》,介绍了1979年11月在太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外国哲学研讨会“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方法论问题讨论会”的情况,其中提到参会的同志列举了“以考证和研究马克思原著为主要任务的‘马克思学’正在西方兴起,一些专门的‘马克思学’研究所、研究中心、教研室的庞大系统已经开始活动”等情况.这说明,1979年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情况和动态已经有所了解.不仅如此,高齐云发表在《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绪论》有这样一段话：“在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的一些人,把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的某些著作、某些思想,从历史联系和完整体系中割裂出来,加以孤立和曲解,制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和列宁的对立.”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在撰写第一本马哲史教材时,心里是明确装着“西方马克思学”这个理论对手的.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最初相遇通过苏东学者这一相似度检测.1981年,《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发表了杜章智组织编译的五篇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章,其中三篇来自苏联学者：康捷尔的《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关于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观点》、萨维契的《修正主义和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奥伊则尔曼的《恩格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批判者们》.此外,1981年,有三本苏联学者的著作中译本出版：拉宾的《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列尼巴日特诺夫的《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奥伊则尔曼和巴日特诺夫的著作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专题研究,其中有专章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进行批判.1982年,根据拉宾《青年马克思》1976年第二版翻译的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拉宾在书中指出：“一些改良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后来还有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等竟然宣称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成熟的顶峰,反而把《资本论》这个马克思科学功绩的真正顶峰变成了‘他的创作可能削弱’的证明.”此外,1982年出版的沈真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资料译丛）中,包含两篇苏联学者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论文：一篇是别尔金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和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另一篇是哥尔曼的《“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的起源问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目标）》.

中国学者在与“西方马克思学”初次相遇时,“西方马克思学”的脸谱已被苏东学者勾画好了.而苏东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定调,最终归结到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正是有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的存在,一切与其观点不同的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研究）,都被当作异端而加以批判.当然,苏联学界内部对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也在深化,比如拉宾在《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就介绍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更多表现在细节的深化,没有提出新的研究话题,更无法突破既定马哲史框架.

不管是苏联学者或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都没有用过“西方马克思学”的说法.在俄语中,表示“-学”的后缀有许多,如ология、оведение、стика等.苏联学者用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表示他们自己的马克思学,而用марксология表示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或在“马克思学”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限定语,以示与中性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的区别.汉语中关于“-学”的后缀没有俄语中那么丰富,为了区别中性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用“西方马克思学”这一约定俗成的术语是可以的.但应该记住,为了与苏东学者相一致,“西方马克思学”首先指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其次指所谓的“修正主义”马克思学.因此,在汉语语境中,可以把“西方马克思学”与“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画等号.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解和使用上存在严重分歧和混乱,甚至常常把“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画等号,根本原因在于使用这两个概念前没有首先对其进行科学界定.

“西方马克思学”完全是中国学者独创的术语.先是王树人在《从本刊编译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谈起》（《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一文中使用了“西方的马克思学”的说法,随后,《江西省委党校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的《西方“马克思热”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泽民同志十一月三日下午在福建省委党校的报告》和《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3期发表的李幼蒸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正式使用了“西方马克思学”概念.

中国学者二十世纪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经历了从翻译到综述、评论的转变.从周、孟宁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的《西方的“马克思学”――苏联、东德评论综述》,是对苏联、东德学者评论“西方马克思学”情况的综述.该文所依据的材料来源包括东德的沃尔夫鲍尔曼等的《“马克思学”的贫困》,苏联学者别尔金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苏联学者季塔连科的《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的某些歪曲》,格列茨基、德里亚赫洛夫等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伪造者》（论文集）.易克信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的《西方马克思学家若干言论剖析――他们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是一篇高质量的述评文章,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述评水平.该文首先归纳了“西方马克思学”的七个核心论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起源于学；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说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幻想”；三是歪曲恩格斯的思想,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学说形成中的作用；四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比作宗教上的末世论,生拉硬扯地贴上“起源于宗教的标签”；五是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二元论的性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他的社会观点和哲学观点毫无联系；六是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作用的思想具有黑格尔学说的本性,似乎马克思因袭了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官吏阶层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的论点,转而用之于工人阶级身上；七是曲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使命的学说.然后对这七个论点一一批驳.尽管论文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但可以看出作者依据的是第一手文献.该文的贡献在于,文章反复提及的人物如吕贝尔、费彻尔、阿维内里、塔克、德雷珀等,都是后来被中国学者广为认可的“西方马克思学家”.此外,鲁兰沁、张宝瑞、朱毅发表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的《试论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兼评美国学者哈尔德雷珀和查理N亨特的“新观点”》一文,以第一手资料对德雷珀和亨特关于“无产阶级”并非“马克思学说的实质”的观点进行述评,很有见地.晓晨发表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的《“西方马克思学”批判》一文,从“乌托邦说”、“目的论说”、“道德论说”、“宗教说”四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批判,很有新意.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评价最初是追随苏东学者作全盘否定,后来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尽管很微弱）.1979年11月3日马泽民在福建省委党校作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报告,报告的文字记录稿发表在《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0年第2期.马泽民指出：“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著,也要研究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大量论著.不能对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采取一概抹黑一概排除的态度,那样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点上,苏修就不是这样,他们对西方马克思学家是一概骂倒,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定调的批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有见地.李忠尚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的《“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一文中提出：“虽然‘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在书斋里从事的‘纯学术性’的马克思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客观上还是起了一定程度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毕竟使更多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或多或少了解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学’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把它统统说成是纯粹反马克思主义的,那将是失之简单化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学术领域思想活跃,类似马泽民对“西方马克思学”不是一味批判而是予以同情性理解的态度在中国学者中很有市场（尽管很少公开发表）.这突出表现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便开始了.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而且苏东以及西方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如《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此前,中国学者在介绍、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时,只有极少数人接触过西方马克思学家写的第一手论著,大多数人被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定性的先入之见所束缚.随着西方学者相关论著的翻译出版,中国学者逐渐对“青年马克思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尽管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于1984年戛然而止,但西方学者相关论著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扎根的开端.

实际上,在中国学者知道“马克思学”这个词之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已被零星译介过来,只不过是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参考材料引入的.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分册,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沙夫的《人的哲学》,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理性、社会神话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正因如此,胡克在中国学界可谓“臭名昭著”,他的这些著作的中译本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被重印,他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也被列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于1989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摘译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如日本学者林健太郎的《现代历史学的根本问题――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一言》,美国学者苏威尔的《马克思的“愈益贫困化”学说》,门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历史学说》,丹尼尔斯的《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命运与意志》,英国学者特克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美国学者苏威尔的《马克思价值理论再考察》,美国学者李希特海姆的《萨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美国学者奥尼尔的《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中的疏远概念》,美国学者马蒂克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物理学》.

1978年～1995年,更多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著被翻译出版.如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罗森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列菲伏尔的《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博托莫尔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德拉-沃尔佩的《卢梭和马克思》、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此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论文或著作的译文（或摘译）在杂志上刊发.如萨特的《科学与辩证法》,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西德马克思学家巴列斯特雷姆的《关于恩格斯的讨论》,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摘译）》,福伊尔利希特的《异化的历史》,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摘译）》,费切尔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摘译）》,麦克莱伦的《恩格斯的重要贡献》,吕贝尔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莱文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和改造》,吕贝尔的《法国大革命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影响》,丹戈德斯蒂克、弗兰克坎宁安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命题与第三命题中的能动主义和科学主义》.

正是有以上的积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有三本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专著出版：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曹幼华等著《西方“马克思学”》、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这三本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评介研究达到了一个.

二、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及其学术背景

1995年～2002年,国内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陷入沉寂,突出表现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西方马克思学”的译文、述评的论文数量迅速减少,西方马克思学译著很少出版.沉寂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中国基础性研究由热变冷.在这种大气候下,整个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被冷落,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也就乏人问津.

2003年以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在中国马哲界又突然复兴.吴家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论析》,随后又在《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期发表《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0期发表《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诸范式简评》,以第一手资料对“西方马克思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进行述评.鲁克俭在《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8期发表《当代西方剥削理论评析》.张亮接着吴家华的话题,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发表《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随后《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评论“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章：胡大平的《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张亮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周嘉昕的《激荡的50年：西方“马克思学”探源》、杨兴林的《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青年马克思”――理论的反拨、“神话”的消融与新视域的开启》、孙登峰的《西方“马克思学”之“两个马克思”论的历史逻辑》、夏娟的《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又发表一组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章：张亮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兼析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杨兴林的《学派无意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模式的内在逻辑悖结》、夏娟的《方法论幻象：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内在意识形态陷阱》.此外,《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还发表了张亮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诺曼莱文教授访谈录》.在这次“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运动中,鲁克俭和王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10月,王东的大部头著作《马克思学新奠基》出版.该书在论述“三大解读模式”时涉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以及苏联马克思学,并明确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具体方案.虽然王东的这本书更多的是谈如何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但他将“马克思学”概念中性化,从而对中国“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随后,王东又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发表了《为什么要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迎接21世纪马克思学的第三次来潮》,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5期发表《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在《吉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学”一词源流的新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发表《吕贝尔的马克思学：反思与创新》,在《理论研究》2010年第12期发表《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地位――兼论必须回答“马恩对立论”的思想挑战》,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发表《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谈马克思传记理论》等论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发展,而且还培养了一批从事“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博士生,如赵玉兰、吴敏燕、贾向云等.

2006年9月,鲁克俭的专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由编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该书的部分章节已在相关刊物发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发表《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与郑吉伟合著）、《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发表《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2007年～2012年,鲁克俭还在其他刊物发表多篇关于国外马克思学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发表《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发表《“陶伯特说”与“罗扬说”：我们该采信哪个?》、《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发表《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发表《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冒险的伙伴?》、《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国外马克思学者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发表《国外马克思学译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发表《再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就〈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学术对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19日发表《马克思学研究与“以人为本”的提出》、《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发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化》、《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发表《从马克思研究到马克思学》、《中国哲学年鉴2010》发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发表《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曾枝盛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梁树发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科学“马克思学”的意义》,在这次“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

除了相关论著的密集发表和出版,“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复兴的第二个标志,是王东、安启念、梁树发、曾枝盛、魏小萍、鲁克俭、聂锦芳、韩立新、杨学功、袁吉富等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论坛”.“马克思学论坛”自2006年初成立后,先后举办了三十多次学术活动,其中包括邀请西方马克思学家做学术报告,举办小型国际研讨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评出的“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与‘中国马克思学’问题”位列第五位.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复兴的第三个标志,是“西方马克思学”资料建设得到重视.由于各种原因,自“西方马克思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学界,至2003年前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再次复兴,大部分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性著作（甚至包括吕贝尔、费彻尔的代表作）都没有中译本.其直接后果是,除少数学者能够运用第一手资料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评述外,大多数学者只能根据有限的第二手中文资料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研究,因而难免出现评论的偏差或不到位.正是基于这种情况,鲁克俭联合杨学功、张秀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策划并主编了《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首批6本（吕贝尔的《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费彻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卡弗的《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洛克莫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于2009年12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27日以“西马之后看马克思学”为主题对“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出版进行报道,其中包括杨耕的《重现马克思哲学“令人震惊的空间感”：〈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出版缘起》,王东的《七大疑问拷问中国“马克思学”》,安启念的《“马克思学”在中国：从冷落到热捧》,以及梁树发、杨金海的相关评论.2011年～2013年,“译丛”又有7本新书（奈格里的《〈大纲〉：马克思的自我超越》、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费彻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列菲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布莱克曼的《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相继出版.此外,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艾尔斯特的《马克思的思想：导论》、拉比卡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个新解读》、阿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新辩证法解读》、奥布雷登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和解构》、洛克莫尔的《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也已翻译完毕,有望于2014年年底出版.近十年来,除了《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外,不少“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也以其他译丛的名义翻译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郑一明、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麦克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默斯特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奥尔曼的《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赖特的《阶级》、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米勒的《分析马克思》、卢克斯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中,洛克莫尔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塞耶斯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性》、豪格的《十三个尝试》、贝洛菲尔的《重读马克思》、比岱的《总体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传统》译丛中,莱姆克的《马克思与福柯》、伯尔基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维塞尔的《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麦卡锡的《马克思与古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韩立新主编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中,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内田弘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山之内靖的《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岩佐茂等编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此外,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译著零星出版,如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广松涉的《唯物史观的原像》、里格比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这些西方马克思学译著的出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十年来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复兴的景象.

与1980年～1990年代初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热潮一样,2003年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有直接关系.二十世纪十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初创和奠基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其中第1卷～3卷出版于1991年）,马哲史研究直接带动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经过1992年后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沉寂期,中国马哲史研究在21世纪初迎来新局面,即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热潮.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既是马哲史研究的深化,也是与国际学术接轨的体现.包括魏小萍、聂锦芳、韩立新、鲁克俭在内的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国外马克思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并与国外马克思学者建立了直接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不再把西方马克思学者当作批判的对象,而是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伙伴.在马克思文本研究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跟踪和梳理研究,是近十年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复兴的基调.尽管马哲史教科书体系没有像马哲原理教科书体系那样被彻底颠覆和解构,但马克思文本研究不再怎么写作于对马哲史教科书的捍卫,而是怎么写作于“回到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本身.

三、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学”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的争论

随着“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复兴,一些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非常敏感,撰文批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过分强调“马克思学”的学术性,忽视了其意识形态性.

首先必须区别“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对二者不加区别,以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语调来批判“马克思学”,是缺乏学理依据的.既然存在“苏联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的提法就不存在问题,毕竟在苏东演变后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就“西方马克思学”而言,它无疑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但其意识形态性要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苏联教科书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了.面对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新发现的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六经注我”的解读方式,“西方马克思学”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两种路径无优劣之分,但“我注六经”的意识形态性小于“六经注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少“我注六经”式解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汉学”）的意识形态性是被有意压抑的,不像“六经注我”式解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学”）有意张扬这种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学”的“去意识形态性”是其特征,失去这一特征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去意识形态”并非“无意识形态”.正如“回到马克思”的进路并非意味着马克思文本研究者可以真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韦伯并非实证主义者,他特别强调研究者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这就是说,研究者必定是有价值立场、价值追求的,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即客观性.在韦伯那里,价值性与客观性并不矛盾.同样地,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来说,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也不矛盾.

因此,决不能忽视“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但“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并不在于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只是“西方马克思学”左、中、右三种进路中的一种.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比所谓的“修正主义”更凶恶.因此,我们要避免以偏概全,更要避免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伪装论”、“阴谋论”等人为地制造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换句话说,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我们要习惯于以学术话语而非意识形态话语来进行述评.

“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首要表现在其偏执于“学术性”.打着“学术性”的旗号,声称“去意识形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度意识形态”的,因而“去意识形态”口号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学”偏执于“学术性”,这既是其特点,也是其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死的东西,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缺乏在新的时怎么发表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注定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的主流.实际上,列宁、等经常批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这些弱点,这也确实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不断自省并力争加以克服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是怎么写作于马克思文本研究,而非对苏联马哲史教科书体系正统性的捍卫.因此,对“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偏离这一主旨,否则就会形成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不必要的外部干扰.“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重心,应该适时转向加强学科建设以及以第一手资料对“西方马克思学”最新动态和成果进行跟踪和梳理研究这两个方面,不能无休止地纠缠于其意识形态性.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必须首先讲清“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但强调“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并非“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其主要内容.对“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本质的评论,陈先达等著《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等著《西方“马克思学”》、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已经讲得非常完满,我们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道理来了,否则就容易讲过头话.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者的学术自信与中国声音

中国学者从意识形态高度批判“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使命,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完成.学术上的争论最终只能通过学术方式来解决.意识形态正确并不意味着学术上令对手信服,不意味着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学界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和传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的是怎么写作于革命需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宣传是当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日本这一相似度检测,然后是学习和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包括米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此期间,日本和苏联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中国是日本和苏联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母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甚至连出版前言也是译自俄文版.苏联专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帮助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仍然是苏联的学生.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思潮的大量涌入,中国学者突然发现,我们不但是苏联的学生,也必须先屈尊当西方的学生.不过,面对西方学术思潮,中国学者不像面对苏联学者那样甘当学生、虚心学习,而是有着学习（学术方面）与批判（意识形态方面）的纠结.但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准有了很大提升,越来越与国际学术接轨.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我们当了近一个世纪的学生,现在到了我们与国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纠缠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很大程度上是学术不自信的表现.

当然,学术自信的基础是实力,而马克思文本研究就是夯实学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伴随MEGA2的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国外学者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就为中外学者开展平等学术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国际学界发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因此,我们现在开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不是仅仅为了驳倒西方学者,而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是满足于在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话题中打转,而是为了最终超越西方马克思学,提出和做出引领国际马克思研究走向的学术话题和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的马克思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向：一种是苏联东欧学者作为MEGA的编辑者偏重文献学版本考证,另一种是西方学者主要侧重于马克思思想研究.两者各有利弊.前者擅长版本考证,但因受教条主义影响,在马克思思想研究方面较为僵化；后者思想活跃,常常能够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但在利用MEGA及其文献学最新成果方面有所欠缺,一些结论大胆新颖却有过度诠释之嫌.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应结合苏联东欧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特长,在充分了解国际文献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全新解读,逐步形成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中国学派（即“中国马克思学”）,并积极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中国学者刚刚加入到纯学术性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来,应借鉴国际学者的优长,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力争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信经过中国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随着中国70后、80后马克思文本研究者的崛起,中国声音在国际马克思学界会变得越来越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