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育种的与管理

早在25年前,面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大潮,高瞻远瞩地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尽管我国生物育种的整体实力与跨国公司还有相当差距,但已建立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自主研发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体系,并取得了重要研发成果,拥有较多的自主产权和核心技术,具备了较强的产业发展潜力.

然而,由于近年受到所谓“转基因安全”争议的影响,我国粮食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发展政策逐渐趋于保守,虽然大量研究证实植酸酶玉米、抗虫水稻等转基因作物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却迟迟未能推广应用.实际上在抗虫棉花之后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大宗作物的种植,我国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至少被推迟了10年.产业化停滞不前必然导致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我国生物育种研究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发展速度与应用面积竟落到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转基因科技竞争地位的削弱,最终也导致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整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难以阻挡国外转基因作物产品大举进入.目前我国大豆需求80%靠进口；玉米单产提高受阻,进口数量也在攀升；整个农业种子市场已陷于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生物育种的发展已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令人担忧.

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广泛应用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转基因作物问世已近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尽管围绕“转基因安全”问题存在争议,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仍在不断扩大.据统计,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1.752亿公顷,与产业化发展之初的1996年相比,18年间面积增长了100倍,堪称农业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除27个国家批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以外,还有37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进口转基因产品用于食品和饲料加工,总受益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的、法制化管理和严格、全面的科学评价,迄今并未发生确有科学证据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转基因生物育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效益已进一步显现.国际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诸多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均已指出：转基因安全风险完全能够控制,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实践证明,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判断科技问题是非,要重视科学实验证据和业内专家意见

尽管转基因生物育种安全高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不少人仍容易听信那些认为其有害的种种传闻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这一新兴事物缺乏了解,对如何判别科技问题是非感到困惑.要解开认识上的这个“结”,首先应当知道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所有科学问题的判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理性思维与严谨求证.首先,科学求证离不开理性思维,也就是说要对科学知识有基本了解,要用严密的逻辑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导,要实事求是,摒弃主观臆测和偏见.科学界公认的试验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必须是符合严格控制条件的（如有正确的试验设计、包括材料方法选择、对照设置等）；必须是可重复、可独立验证的；必须符合概率统计规律.只有符合这些要求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结果,才能算是确凿的证据.

此外,科学界同行评议是国际公认的判断科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同行评议指的是运用有资格、有能力的同行专家的知识、专长和智慧,按照科学的评议标准,对科学技术或研究成果的优劣真伪进行评价.现代科学发展迅速、门类繁多、社会与公众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但“隔行如隔山”,人们的知识毕竟有限,如何辨别是非,避免陷入认识的误区?答案其实很简单：要依靠和信任该领域的科技专家,特别是主流科学界和科学家团体.现在关于“转基因安全”的传闻流言甚多,但只要掌握了上述科学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务之急是加快重大专项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现在有人提出“支持转基因研究,不急于产业化应用”.对此观点,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众所周知,转基因科学研究是生物育种应用和产业化的基础.但是,反过来看,生物育种创新的真正动力来自生产应用.不推进产业化,就不能真正激发自主创新的活力,不能引导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转基因研究与应用二者关系实际上难以分割,是否推进某个产品应用,关键要对这个产品技术成熟度、安全保障程度、市场需要程度,以及公众接受程度等重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这些条件没有达到,研究当然应该继续；而已经具备条件却迟迟不去推进应用,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失去主动权,更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我国生物育种领域自2008年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来,已获得转基因饲料用植酸酶玉米、抗虫玉米、优质抗虫棉、抗虫水稻、药用血清白蛋白水稻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安全性完全有保障、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可与国外公司抗衡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然而,由于一直没有出台与安全性评价配套衔接的品种审定操作办法,没有制定转基因品种开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已严重制约了重大专项新品种产业化进程,大大削弱了研究自主创新的实力,也严重影响了科技人员研发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

根据实施国家粮食安全和创新驱动发展两个基本战略的需要,建议当前应选择产业发展最为紧迫、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农作物,特别是饲料用植酸酶玉米和抗虫玉米,围绕技术成熟度、技术风险预测、安全评价进程、品种审定程序、知识产权地位、国内外竞争力、产学研结合现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要素逐一进行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加强舆论正面引导,严加治理造谣惑众等非法行为

转基因生物育种,本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长远的先进农业技术,“转基因安全”也是一个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但是,在我国法治存在不足、科学精神与科学启蒙缺乏的社会环境下,近年来却被非理性思维方式所左右,甚至被扭曲、利用和妖魔化,以致一度是非混淆,乱象丛生.由此可见,加强科学传播和科普宣传具有特殊重要性.

最近几年,生物育种科学研究与管理部门、相关学会做了许多转基因科普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工作多处于自发和分散状态、覆盖面小、缺乏力度和长远规划,没有经费保障,整体上仍没有摆脱被动应对局面.鉴于《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事关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当前在转基因问题上舆情方面的复杂情况,除了科技界应该大力发声以外,建议强化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要态度鲜明和持续不断地进行舆论的正面引导.

应当指出,目前一些非农业生物领域的学者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其中很多人表示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国内确有极少数人罔顾事实,在媒体上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因此,有必要加强网络媒体的规范管理,坚决惩治一切以“反转基因”为名造谣惑众的违法行为.

（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