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

【摘 要】《大公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份历经百年仍在出版的中文报纸.从它诞生到发展,一直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我们现今新闻事业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历史.

【关 键 词】《大公报》报刊独立新闻专业主义

《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报名取自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秉持“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它以敢于说真话,报实情而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并由此开创了中国民营报刊自由主义的先河.1926年,在《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中国著名报人接手后,张季鸾率先在创刊号上发表《本社同仁之志趣》一文,并随之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新的办报方针.力图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和民众公益立场的言论怎么写作于社会.“四不”方针较之英敛之的“忘己”和“无私”,不仅对大公解释更具体,而且更加明显体现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新闻专业主义发端于西方,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和政治环境的产物.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演变之路.以美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报刊解体进入大众化报刊时代,新闻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大规模的经营一跃而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职业记者成为一个常态行业.20世纪40、50年代,客观报道、社会责任论的提出和成熟使新闻工作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后来,客观新闻学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新闻学教育的兴办和新闻专业评议会的建立,都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向前发展.所谓新闻专业主义指的是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以怎么写作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加强自律,担负起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际办报活动、特别是“四不”方针提出,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要素,这是《大公报》在近现代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一、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

张季鸾认为,报业的天职是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的知识,拥护国民的公共利益.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所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方针就是对报业独立、追求客观真实的一种新闻精神的追逐和向往.这样一种保持报业经济自主的态度,是大公报保持报道和言论独立客观所必须的.大公报不支持党派,只努力记录事实,评论适度公正独立.

从《大公报》创建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社会一直都是处于风云激荡之中.这段时期中国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置身其中的《大公报》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对时局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

《大公报》在1935年派范长江到西北去采访,最先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1937年范长江到延安去采访,回到上海后,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通讯,文章刊载在1937年2月13日的《大公报》上,在全国引起轰动.除了对国民党的批评和指责,《大公报》也对中国进行过批评,如张季鸾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质》等文章.

二、以怎么写作公众利益为目标

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在他写的社论《无我与无私》中说,“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个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和利害心.”作为《大公报》的主持者看来,“大公”二字是报纸之本位责任,要有怎么写作社会的志趣,《大公报》百年的历史表明,他们不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突出表现在《大公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保持国家和民众的立场.

《大公报》为公众怎么写作的理念不光体现在不遮蔽事实、客观平衡的报道,在时局和政治问题上从民众和民族大义出发直陈其言,而且,还热心公益,贴近读者,大兴副刊.1930年陕西大旱,民众受大灾,《大公报》发表社论《朱庆澜等为陕灾之呼吁》,鼓励大家为灾区捐款,并且连发社评,为赈灾活动造势,最后筹得善款十万元.此外,《大公报》还创办了有丰富内容的副刊、专刊.《大公报》的副刊为周刊,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包含了文学、电影、戏剧、体育等,还有生活小常识,例如《家庭与妇女》这一版面上,先后发表过“婚后须知”“产妇调养法”“如何教育子女”“煤气中毒之人工解救法”等多篇实用性的文章.

三、在新闻采编上体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理念和技术的结合,理念是新闻秉持的原则和规范,操作性技术是理念的实现和支撑.《大公报》不仅在发刊词和各种论述中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而且在办报的采编过程中也实实在在的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

在新闻采访业务方面,当时作为该报记者的范长江由《大公报》派遣到西北去采访,最先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对国共战争的新,并且也满足当时中国民众对这一时期情况的知情权.其后,范长江又被派遣到延安采访,回上海后,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通讯刊载在《大公报》,对于时局的报道达到了平衡客观.

在编辑和发评论的时候,《大公报》素以“敢言”见称,《大公报》曾表示“知识分子之为社会的活力,不在位高爵显,不在财富倾城,而单凭了他们见解深阔,勇气磅礴,而致一言兴邦的伟绩.”《大公报》一直秉承“开明智”的理念,注重报纸“一言兴邦”的舆论作用,怎么写作于公众和社会,尽管只是良好的愿望,但是成为《大公报》一直恪守的原则,是几位主笔一以贯之的办报理念.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该报创刊之际作《大公报序》,其中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在第二天的《大公报出版弁言》中,英敛之论道：“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列,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英氏心仪英国《泰吾士报》的自由主义风度,认为报纸是“一国舆论之代表”,一可为国民之喉舌,二可为监督政府之利器.改组后的《大公报》时期总编辑张季鸾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其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第一,对新闻本位有着独到的认识.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的纪念词中强调,报纸生命的第一要义是新闻,新闻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能反映中国重要问题并且能够满足救亡建国的需要.他说“确立新闻传播为报纸的首要功能这一点也使其与传统的文人论政”区分开来.与传统的“文人论政”更倾向于评论以造成舆论之势不同的主张则是,他更加强调报纸的实用性和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纸功能.

除此,他也同样看重新闻通讯.在任孙中山秘书时,他从南京拍给《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电报稿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并且在后来逢遇重大新闻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时,《大公报》都会派遣专业的记者前去进行采访和报道.

第二,对新闻评论方面建树颇深.他不畏权势,以敢骂敢言而著称.所发表的时事评论性文章一直都是不留任何情面的对时事和政治人物进行犀利批评.其中著名的就是他脍炙人口的“三骂”.尤其是在“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颇具胆识的评论文章,批评政府滥杀无辜、迫害青年,咒骂专制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为此《大公报》和张季鸾本人都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而在“九·一八”事件之后他又向国民党提议要联俄联共,从而能够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其后发表了著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在割麦子》等数篇在当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文章,为时事建言献策,为中国民族革命摇旗呐喊.

第三,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新闻人才促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化.新闻专业主义有赖于新闻的职业化,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无疑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注入专业的强心剂.《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倾向还体现在其职业报人的理念和对人才的培养和锻炼上.在传统意识里,新闻从业者并不被人们所看好,最初的新闻从业者只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如教授、医生、律师等.到了20世纪,新闻报刊和新闻事业得到了发展,报人开始思考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要求,而《大公报》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王芸生曾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才能对国民党嬉笑怒骂”.可见,在他看来,记者要保持独立客观的立场.

胡政之曾对范长江说：“做新闻记者做报人,最重要是一个‘诚’字”.他还说“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终于事业的献身精神”.

《大公报》的这些主持者对记者的要求体现了职业报人理念,报业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有其自己的规范和操守,记者无论写报道,还是发言论,都不能夹带私利和个人情绪.《大公报》对记者的严格要求,培养了一大批名记者名编辑.也正是《大公报》有强烈的记者职业意识,对本报记者严格要求,保持独立的立场,才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报人和记者,赢得社会和读者的尊重.

综上所述,在人民遭受劫难、社会动荡、国难当头之际,《大公报》秉承“忘己”“无私”的宗旨,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主张,秉承客观、独立、公允、怎么写作等报业精神,宣扬和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在民族危亡时敢于挺身而出,敢于针砭时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给我们今天的新闻事业和新闻人留下很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