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历史考证

摘 要：在幕末变局下,“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了近代日本天皇制构建和形成的两个原则,在明治新政府中逐渐协调并趋向制度化.二者并非简单直接的对立,而是互相支持,二者亦非均衡平稳发展,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对抗.以福泽谕吉为例,能了解到民众参政的理由、以及天皇在这种构建中所处的位置.“公议”原则体现了政治参与扩大的近代化趋向,于此同时,天皇亲政的传统得到继承,国家意志须经天皇权威的确认,“公议”转化为了“天皇亲政下的公议”,其中内含了消极因素,最后军部法西斯主导下的对外侵略体制亦与此有密切关联.

关 键 词：近代天皇制；天皇亲政；公议；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28-06

对于近代日本天皇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一般认为,近代天皇制是日本天皇传统与西方近代思想相杂糅的巧妙嫁接,有封建专制与立宪的双重性.例如,王金林先生指出：近代天皇制“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双重性.两者相比,‘’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殷实的”[1].再有武心波先生认为：“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中”[2].但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封建传统是如何与近代思想相杂糅、天皇本身是否就是绝对权威等问题,往往语焉不详.

一个事物的意义不仅在其自身,还在其语境,一个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亦有其语境.但这种语境它不是自足的,而是一个不断建构、证明的过程,它与社会传统、现实条件和价值判断相关联.政治制度总是在瞻望目标、以某种能被认可的价值来提高自身说服力的同时,又会返回传统寻求支持.这就使传统既保持了同一性,又被赋予了新价值,渐变成一种“混合物”.本文即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考察近代日本天皇制通过汲取传统与融合新价值而形成了怎样一种新的体制,以期为充分认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体制的本质提供一个参考.

一、统治逻辑的转换：从“大政委任”到“天皇亲政”与“公议”

1600年关原之战后,家康以实力取天下,其统治逻辑可归于“天道革命”.而后江户学兴起,倡“尊王敬幕”,强调天皇绝对神圣的同时,以臣子之义证明幕府存在的理由.然而,它如何解释“天皇拥有神圣权威,却不实际执政呢”?对此,《正名论》给出理由：“执臣礼以事皇室,未有敢自称为王者,名分所存之故.名分所存,天下仰之,虽强霸之主东起西灭,而天皇之尊自若耳”,“如今幕府治理天下国家.上拥戴天子,下安抚诸侯,成霸主也.其治理天下国家,意即摄天子之政.天子垂拱而不听政久矣.久则难变.且幕府摄天子之政,时势耳”[3].所谓“久则难变”显然很牵强,而“时势耳”,则道出了德川幕府以实力“革命”的本来面目.《正名论》的逻辑就是：天下纷扰而天皇“自若”,其权威不受俗世影响,自然也没有干涉俗世的理由.治天下者通过奉臣子之义获其正当性,同时,天皇权威也因“臣子之义”得以与俗世相通.显然,德川幕府在这种“君臣之义”中处于主动地位.

但问题是：第一,天皇拥有权威却要被动地接受臣子之义,其主观持续性是很消极的.当天皇权威意识上升时,“久则难变”的说法就会受到冲击；第二,所谓时势,跟幕府统治业绩相关连,当天下不再太平时,幕府“失势”,也就不能尽其臣子之义,自然就失去了执政的理由.事实上,在德川中后期,上述两方面情况都有所显现.例如,光格天皇时期,以“天皇号”的复兴为标志,朝廷的权威意识上升①.加之国学的绝对尊皇,幕府的统治逻辑实际上从“尊王敬幕”渐变成了“大政委任”——天皇把政权委任给幕府统治.天皇变成了有积极意味的委任主体,而幕府成了被动的客体.至幕末乱局,时势骤变,幕政的乏善可陈使朝廷与幕府的这种委任关系空前紧张.

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叩关缔约,幕府上奏朝廷,并向诸藩咨询意见.这就给了雄藩要求参与幕政的理由,松平庆永指出：“公私之分的旧套定格难以应对,天下皆咎幕府之私,议论纷发,人心乖离等应悔非改过,去私见而随公道,与天下共执大同之政”[4].以外国压力为契机,幕府专制难以为继,“公议”成为应对变局的共识.

同时,京都朝廷的权威也明显上扬.1862年5月,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率兵进京,以图恢复皇政,最终实现了幕府将军家茂上京参见天皇.而且,朝廷也频发敕令,敦促幕府注重公议,干涉幕政的意欲和可能性大大增强.

也就是说,由于德川幕府对变局的应对无力,使得雄藩强烈要求开放政治,而且京都朝廷也频发敕令,干预幕政.原来幕府主政的一元转变为朝幕互动的二元,并且,政治天平已明显偏向于京都朝廷.

1867年10月,庆喜接受“大政奉还建白书”,决定奉还政权,在14日的上书中称：“改从来之陋习,奉还政权于朝廷,尽天下至广之公议,以仰圣断”[5],提出了在公议基础上由天皇亲政之论.此时,各方就具体的政府形式虽有不同,但公议和天皇亲政则是朝幕共识.

之后,旧幕府、公武合体派、倒幕派等等,各势力暗流涌动.12月9日,萨土两藩与倒幕派公家联合,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在小御所会议上,确定庆喜辞官纳地,并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1月,戊辰战争开始,3月14日,新政府在京都御所发布五条御誓文.“（五条誓文）是新方针,在当时或许也不能说它有太强的法律及政治意义.称之为‘新方针’的,应该是基于后世历史学家的评价”[6],五条誓文主要是对幕末以来的“公议”与“亲政”原则的确认.发布五条御誓文,其形式的意义似乎要大于其内容,它更多的是作为刻画天皇亲政的政治仪式.

也就是说,在反对“幕政之私”的基础上,尽“天下公议”的原则成为共识,这为天皇政治传统注入了新的价值,使其有了顺时变迁的可能性,而天皇权威则使“天下之公议”有了更加“神圣”、“可信”的说服力.戊辰战争开始后,明治新政府通过发布“五条誓文”等一系列改革活动,使政治天平逐渐偏向己方.但问题是,所谓“公议”,就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随着扩大方式的变化和程度的提高,它必定会与天皇亲政发生矛盾.那么,要弥缝落差、使二者统一在明治新政府,就必须要使“公议”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1）算数上的多数,也就是单纯的扩大政治参与.（2）“多数之议”须经天皇亲政后而方具有权威性、正确性.这样的话,不管将来“公议”下的政治参与如何扩大,都不会与“天皇亲政”产生绝对的对抗.显然,这两个层面并不对等,若“公议之议”被天皇采纳,则天皇亲政仅是对民意的认可行为；若“公议之议”不被天皇采纳,那么它就仅止于第一种意义,仅供天皇参考而已.这时会有两种可能,第一,民众抛弃自身的“公议之议”,服从天皇决策；第二,民众坚持“公议之议”.那么这时候,“公议”与“天皇亲政”便发生冲突了.如何有效处理这个问题,就关乎着明治新政府乃至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稳定与否.

二、“天皇亲政”与“公议”的制度化

“天皇亲政”与“公议”并非一开始就能协调并使明治维新政府局面稳固,二者是在不断被怀疑的同时,被建构和认同的,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二者的制度化.

1869年7月,政府发布职员令,设太政官制,定左右大臣、大纳言及参议三职,为体现天皇亲政,故未设太政大臣.1871年官制改革,调整天皇与政府关系,设太政大臣作为最高辅弼者,统辖左右大臣、参议,这一体制持续至1885年.也就是说,天皇亲政虽为明治政府原则,“但是实际制定出的官制,议事与天皇相分离,天皇的裁可行为,这一阶段更多的是议事后的认证行为”[7],天皇亲政在起初没有得到理想的实现.这除了是因为明治天皇年纪尚轻,还因为纯粹的亲政已不适合政治的发展,明治政府也处在摸索之中.

另一方面,为收“公议”之效,1868年12月,天皇命令开设公议所：“保全万民,确定永世不朽之皇基,当然应出自万机公论,今年夏天行政议政之制度相继形成,从各府藩县征贡士之法成立,是为政体之义等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之意,今将旧姬路邸作为公议所,来春开议等去除私见,公明正大之国典之处,竭尽熟议,以贯彻誓文之意”[8].1869年2月,又发布诏书：“今依公议所法则速速开局,以礼法为贵,以协和为旨,以期心存公平精确讨议,基于皇祖遗典,适宜人情时势,分先后缓急,议论顺次,朕闻之亲裁”[9],表示要广尽公议.但是公议所效果亦不如预期,“或基于好奇心,抑或虚荣心所致等多为理想空论”[10].之后,公议所改为集议院,1871年8月,集议院又附属到左院,至1873年6月,其所掌事务由左院承担,至此,公议所完全被废止.

可见,在维新之初,内治外交纷杂,多种路线交错,天皇亲政与公议的运作皆不理想,更遑论二者的协调.未形成有效的制度规约,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使政局更加不稳.以1873年“明六政变”为契机,“天皇亲政”与“公议”的局促感突显,兵政两权皆有动摇,明治新政府的政治基础受到质疑.

1874年1月,在“明六政变”中下野的板垣退助等人,联名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称：“察今日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所谓有司,对上不能说其不尊帝室,但帝室渐失尊荣；对下不能说其不保人民,但政令百端朝出夕改,政刑基于感情、赏罚出于爱憎,民众言路壅蔽困苦无告”[11],而振救之道就在于“张天下公议”.《建白书》在参照西方议会制的基础上,建议设立民选议院,这就提起了使“公议”制度化的问题.而在1878年5月大久保被后,元田永孚同样提出“今本之政治,上不在于圣上,下不出于公论,只是两三个大臣专事而已”,但他的结论是：“从大义名分而言,万机亲政的实行很要紧.今日之势,恐怕不能长久”[12],期待能强化“天皇亲政”以稳定政治.由此看来,“明六政变”后体现出的“天皇亲政”与“公议”的不完备,急需进一步调整,只有二者协调并制度化,明治政府的政治基础才能稳固.大久保之后,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联袂主导政府,而经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下野,伊藤独舞,制度化的节奏有所加快.

1885年,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三条太政大臣力陈旧弊,今“废太政官诸职,设内阁为宰臣会议,御前奏事之所,简捷处理万机之政,诸臣入则参画大政,出则就职各部,皆为陛下手足目耳”[13]82-83,意欲实现天皇亲政.然而,此时的《内阁职权》中第五条规定,“凡法律命令,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各省主管事务,总理大臣及主管大臣连同副署”,首相权限很大,有“大宰相”倾向,天皇亲政的色彩被削弱了.及至1889年宪法发布后,内大臣三条实美时任写作技巧首相,上奏修改内阁制度.新定《内阁官制》缩小了首相权限,呼应了《明治宪法》中“各大臣分别辅弼”的“小宰相”倾向,以行天皇亲政之名.

而对于代表“公议”机关的议会,明治宪法规定了它在立法和预算审议上的权限.但紧接着藩阀政府提出“超然主义”,明确政府行政不受议会内党派之影响.之后三条写作技巧首相上奏修改内阁制度时,亦强调：“内阁要保持一致,则保守内阁机密最为要紧.立宪国之政体,以公明为旨,尽管议会以公开为例,但内阁会议专以秘密为主,阁员意见不可外泄而成为舆论褒贬之发端”[13]112-114.这样的内阁“秘密主义”,使代表“天皇亲政”的内阁与代表“公议”的议会相分离.而内阁和议会在宪法上都没有绝对超越对方的权限,一旦发生分歧并协调无果时,只有借助天皇权威,然而,若天皇权威经常性地被用来协调政治,就有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其自身也会受到削弱.在初期议会中,藩阀政府与民党几经对抗与妥协,终以甲午战后的政经调整为契机,政界开始摸索“官民调和”,元老伊藤博文亦亲组政友会,以期内阁与议会保持一致.至大正期,政党上台组阁,暂时实现了“亲政机关”与“公议机关”的一致.

可见,在“天皇亲政”与“公议”协调并制度化的过程中,二者并非均衡平稳发展,有时会呈现出激烈对抗的一幕（自由民权运动阶段）.然而,如前所述,“天皇亲政”与“公议”从一开始就非简单直接的对立,而是一绳两股、互相支撑,正是二者的协调,才使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形成和维持有了可能.三、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内在逻辑

如前所述,“天皇亲政”和“公议”作为明治政府统治的政治基础被构建,并协调以至制度化,逐渐形成了近代日本天皇制.那么,如何认可、并有效解释近代天皇制?其内在逻辑为何?就此,我们以福泽谕吉对近代天皇制的认识为例来说明①.

福泽认为,“政统”是指被人民所承认的政治正统,“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是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14]20-21,政统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真理”被赋予的过程.并且福泽认为,日本国体从未改变,但政统却经常变革,现在王政复古、天皇亲政,属于政统的改变.而且,“（目前）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14]172.“仅有政治上的关系”对于树立政统是不充分的,还应表明天皇在国家经营上的作用,需树立“君民交情”,以使人们对于天皇“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这样才能获得政统.

在福泽看来,为树立天皇政统,应把皇室立于政治之外,以免政治纠纷“累及天皇”.但是,“虽说帝室在政治之外,只是不当政治要冲而已,并不是放弃政府.统御永远无穷日本国之万物,政府亦是万物之一,自然在统御之内”[15]163,天皇不是虚位,而是“以天下为家,把握大器之要”.天皇只有独立于纷争之外、没有得失之责任,其权威才会永固,并且离得越远越神圣,并且天皇权威以“公德”的形式来表达.与“公德”相对的是“私德”,“私德”作为“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14]76,只是在社会未开化时起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权威性,但是它的分量并不会减轻,只是转化为了“公德”,而天皇权威就代表了这种“公德”.

福泽认为,世间善恶利益纠缠不清,公平难保,若任由发展则社会不安.这就需要某种东西以中庸之道来调和缓解,这就是天皇的“公德”——它可以“充分调和,发挥不可思议之权威,在无形中防患于未然.一杯酒改变志士方向,一句话制止奸雄野心”[15]140.可以看出,本应离政治越远越有权威的天皇,此时就有了回归政治的可能和必要,这也应是福泽所说的“天皇非虚君”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应远离政治的天皇又需要回归政治呢?

第一,政治本身的有限性.

福泽认为政治规则不能囊括所有的社会要素,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单纯的政治只是约束表面秩序,“唯帝室如万年之春,民众仰之便能悠然和气.政府法令犹如冷水,情薄似纸,而帝室恩德如糖饴般甘甜,民众仰之则怒气自消”[16],天皇乃“缓和之力”.

第二,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协调.

福泽将社会风气称为“时势”,对其考察应“广泛地观察事物的动态并考察实际上所表现的全般情况”[14]47.而政府精英相对于国民来说,自然是少数,因此,政府需要民众多数的协助.然而,“若把天下人作为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高低”[14]59,民众虽是多数,但其意见未必正确.福泽在承认民众多数的同时,又否定了其绝对优越性.政府与民众需互相合作,不可一味抵触,而在政府与国会发生纠纷时,就需由天皇协调而成.

综上两个方面：政府主导政治,属于规范形体；天皇主导精神,乃行动之源.因此,政府亦在天皇统御之下,借天皇权威调和,才能维持国之安宁.

在福泽看来,国家发展需集民之议,但他又对民众智力表示怀疑,不认可“多数”的绝对有效性,因而主张官民调和.而民分歧、调和无望时,就需天皇权威居中调和,由此实现了“天皇亲政”与“公议”的平稳协调.但是,为了维持天皇仲裁的权威性,就应使天皇立于政治之外,永远不能有政治上的失责.事实上,在近代政治史中,“恐累及天皇”这样的词语确实很常见,天皇不直接干涉政治成为了共识.但是,天皇远离政治,并不是放弃政治,而是处于一种居高统御的姿态.若有政争分歧无可调和时,政治外的天皇权威亦可以回到政治作调和,以体现亲政之实.

事实上,所谓“君民共治”,就是“君和民双方都要付出、让步和合作的体制,任何一方（当然主要是王）都要珍惜彼此达成的平衡”[17],通过福泽的认识可知,近代日本天皇制并非单纯的“君民共治”,天皇是独享统治权的.伊藤博文在宪法审议时称：明治宪法以皇室为机轴,来规范现实幻不居的各种关系,强调“有人认为君权过大会有滥用之虞,这不无道理.若有此情况,宰相当负其责.有人认为应防止权力滥用,因而要将君权缩小,这是没有道理的.此宪法草案,即以君权为机轴,为使之不受损毁,不能用欧洲的主权分割之法.天皇制与欧洲各国的君权民权共存是不一样的”[18].

但是,在天皇统治的政治基础中,内含着民众的参与.例如,在宪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并对其负责”,从条文上看,大臣（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但天皇统治的政治基础已内含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因此,当大臣（内阁）对天皇负责时,也一定会与民众的意思发生关联.也就是“大臣对君主负直接责任,对人民负间接责任”[19],这一“间接责任”所对应的,就是议会权限,民意也由此参与到了政治中去.

也就是说,“天皇亲政”不能脱离“公议”而独自存在的,而“公议”也不能独自成为决策的主体,总是处在天皇权威的统御之下,并经常性地与代表天皇权威的政府做协调.《明治宪法》（以及《皇室典范》）将此关系条文化,以“不磨大典”的形式承认和确定了近代日本天皇制的政治基础.

一个政治制度的形成,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基于集体共识的“想象”在实践后的整理、选择、再调整、以至个性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制度的提供与接受是一种动态的协调,并始终与自身的政治语境相关联.幕末变局下,“公议”的提起为民众参政提供了可能,也使传统的天皇权威有了新的价值,因此说,民众参政的扩大是近代天皇制的一个命定主题.但如穗积八束认为：“万机归于亲政,若不问之公论,则有失专制.庶众之议,其裁断若不保留在最后的大权,亲政之名则不符实”[20],民众参政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最终决策需经天皇亲政.可以说,近代天皇的权威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与“公议”的结合,二者的协调与乖离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形成和维持的政治动力.明治维新以来,民众参政释放出来的能量推动了近代日本的发展,参政民众越是扩大,近代天皇制就越巩固.但是,根本上来讲,民意须经天皇亲政来获得认可,最终民意只是被限制在议会当中,天皇大权则通过官僚内阁来行使,参政民众也因此受到压制和压抑,并且在军部法西斯主导下,被纳入到了对外侵略的战争体质.考察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形成,进一步认识其本质,有助于我们看清和揭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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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