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廉政

一、廉政的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夜晚,驻守卢沟桥的日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且扬言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遂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从此拉开帷幕.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基于“非抗战无以图存”的认识,一再表示:“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立场,强调“实行坚决的抗战”,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但是,面对相当强大而又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军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斗争方略才能与之交锋,这是中国人在抗战初期遇到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早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就于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由提议并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这对于的廉洁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确实极为艰苦与危险.日本侵略军为了扑灭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而1940年的百团大战沉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使他们尤为震惊.这种扫荡变得更为频繁、更为酷烈.在扫荡中,日军实施了所谓的“烬灭作战”.“烬灭”,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是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摧毁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日寇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华北敌后解放区包括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三个边区和山东区,是敌后战场中最大的战略支点,也是日军扫荡最为酷烈的地区,而且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国人民的惨剧.

1939年7月至1940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淦阳河、运河、滹沱河及清河堤岸,使冀南30多个县100多万亩良田被淹没.从1941年到1943年,延续达3年之久的旱灾,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和危害之大是空前的.其中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受灾状况尤为严重,接连个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干枯,地皮龟裂,赤地千里,禾苗不生.仅冀南地区粮食减产就达650余万公斤.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群众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仅太行区灾民就达35万多人,加上敌占区逃来的10多万灾民,多达50余万.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更需要军民一心,高度团结,共同度过艰难困苦的时期.而如果不能及时遏制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中国很有可能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失去群众的支持,很难战胜穷凶极恶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中国人在抗战时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而其领导干部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同志于1938年11月从风凰山麓搬到了杨家岭.杨家岭是一个小村子,只有户人家.而同志无论工作多忙也要抽时间与老百姓拉家常,问收成,了解部队的群众纪律.1938年年底,日军占领了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国民党军队纷纷丢弃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国土.八路军则开赴华北敌后,严格贯彻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停止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艰苦抗战.加之在这个时期抗日武装需要不断扩大,后方机关人员增多,外援减少,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困难.

同志十分关心人民的生活状况.他担心自己对乡亲们的生活了解不全面,专门派人挨家挨户了解群众的口粮、生产工具以及谷种的状况.结果发现,群众的生活十分疾苦.1939年2月7日,召集在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讲得非常简单明确：“只有大家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才能解决困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了.延安的城墙上,到处都写着所题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人们就纷纷外出劳作,山坡地角、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挥锄垦地开荒的人群,到处都有烧水煮饭的袅袅炊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没过多久,宝塔山和清凉山下,南川和北川,就出现了一排排崭新整齐的窑洞,延安周围,大片大片的野草荒山变成了肥田沃土.

后来看到警卫员们每天轮流上山开荒,就对他们说：“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我也好开荒种菜.”在是否参加开荒的问题上,一开始大家就有不同看法,许多人都认为他领导全国抗战,工作重要,不必参加,还有人提出可以替代耕.“不行,”坚决说,“生产是党号召的,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1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后来在的坚持下,就将其住的窑洞下面靠近河渠的一块空地分给他.心里很是欣喜,每天清晨就扛着锄头出门开荒,劳动一段时间,再回窑洞办公,工作之余又外出开荒.最初的时候警卫员、勤务员一见下地,都会迎上去和一起劳作,阻止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在开荒时平易近人,亲自参加劳动,在田间管理方面也不耻下问,这些,都深深地感动了乡亲们.

而就在当时,的表兄文运昌致书,想利用地位之便到延安工作.回信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不是一封私人的通信,而是公告天下的宣言,是在社会上公开树立起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

而时至1939年春至1941年底,适逢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加紧封锁,连年的自然灾害,给延安边区造成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八路军要生存下去,我们的事业要兴盛起来,就得艰苦奋斗.”朱德同志不仅经常这样教育大家,更是身体力行,为大家做出榜样.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他亲自动手纺线,经常扛上锄头种地种菜,栽树修路.

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劳累,朱德同志消瘦了许多,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吃饭时给他加了一个炒酸菜粉.朱德同志看到后,轻轻放下碗筷,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八路军将士在前线奋勇杀敌,吃的还是窝窝头加白开水.我们在后方,没有理由要求更多的享受哦.”

秋后的一个傍晚,身边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去王家坪,路过朱老总的窑洞.看见他正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借着夕阳的余晖缝补衣服.小小的银针在他手中灵活地飞舞着,一针一线地在衣服上穿梭着.蒋泽民当时感觉有点好奇,就走过去问：“总司令,您还补衣服呀?”朱老总听见说话声,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用手扶了扶老花镜,笑着说：“泽民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还能用三年嘛!”“坚持党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克勤克俭,”朱德同志真正践行了这句话,是全党的榜样.

三、健全法制,惩治大案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民权主义”部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1日,由边区局提出并经政治局批准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检测公济私之行为,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颁布这些施政纲领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员官僚腐化的倾向,并使执政的政府成为抗日廉洁政府的楷模,以此带动全国抗战热情的高涨.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不是停留在文本里,而更多地是体现在实践中.中国从严治党更重要的表现即是依据法律法规严厉查处与惩办大案要案.

肖玉璧于1933年参加革命,可谓身经百战,他身上有90余处伤疤,这些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他曾经担任过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等职.当肖玉璧因身体虚弱住院时,曾特意将取奶证转送给肖玉璧,使其康复,两人也结下深厚的友谊.事后,组织上安排肖玉璧到清洞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但肖玉璧上任不久就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1938年,他两次挪用公款共计2520元.而肖玉璧为了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采取了多收少报的方法,以欺骗上级.1939年2月,边区财政厅发觉后,派工作人员与他进行结算.肖玉璧借口出外讨债,又拐带公款250元、税票18张潜逃.再到后来,肖玉璧无以维生,只好潜回清洞县原籍,被组织发现而被逮捕.经查实,肖玉璧前后共贪污挪用公款3050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写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伪造或虚报收支帐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根据《条例》的规定,肖玉璧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边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由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亲自担任审判庭长.

肖玉璧自恃功高,又与很熟,就写信向求救.为慎重起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带着肖玉璧写的信去见.没有看信,而是先征求林伯渠的意见:“你们的态度怎样呢”林伯渠回答:“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究竟如何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查处肖玉璧贪污案件在边区震动很大,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评论.评论写道:“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长等等.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要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今年,是边区更发展的一年,但也是更困难的一年；在和困难搏斗中,定会有千万个英雄挺身出现；但却也难免出现‘肖玉璧’式的‘小丑’贪污腐化、怕困难、开小差、或者竟走向叛变之路!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此事一出,人心激昂.当地群众都称陕甘宁边区为奖廉肃贪的模范.

四、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整风运动

中国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廉政思想科学体系,提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需要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并分别阐述和论证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怎么写作”、“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以及“精兵简政”、“用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和思想.还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941年,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在延安,用1.5元的伙食费招待他.陈嘉庚意味深长地称赞“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必胜”.

此外,一生中还领导过多次整风运动,其中1941年至1945年便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他在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其目的是告诫全党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科学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即“实事求是”原则,为以后党内整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2月1日,在党校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整风的第一阶段以个人的自我学习为主,深读文件,结合个人思想实际,进行自我反省.的整风报告使得来自各大抗日根据地的同志思想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而在作的整风报告后,彭真召开全校学员大会,作了学习动员报告,号召大家首先要认真学习的整风报告,要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树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指出:要遵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要有的放矢,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来学,不是空洞地咬文嚼字地学.要响应的号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条宗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学习的态度,卸下思想包袱,每个人下水洗洗澡,把自己身上的灰尘洗干净,然后才能轻装上阵,清除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大不正之风,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好.

到了1942年下半年,整风转入第二阶段,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历了半年的学习、讨论和自我反省,再展开以团结和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掀起了对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批判的.前期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以小组学习的方式为主,后期的大批判,主要是大会发言.在这一时期,主要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批判,对错误的思想路线展开了严肃的揭发.

1942年底,整风学习告一段落,1943年初转入以整风精神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审干学习对于大多数同志来说,就是要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干部思想意识和作风的不纯问题,克服与纠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将来回到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做好革命工作.关于审干的具体方法,还是遵照所讲的,贯彻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思想认识问题,应当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和风细雨地进行,要重视调查研究,切戒粗枝大叶、片面生硬的方式.通过这些运动,使得大多数党员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端正自己的态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净化了党内的思想,而且确保了全党的团结,使之团结在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而在这个阶段,全党同志也非常注意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正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李自成的故事人人皆知.在明朝后期腐败至极、民不聊生之际,他于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而他也从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最终没能经受住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最终也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随之夭亡,令后人扼腕叹息.

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申三百年祭》文一出,对之欢迎之至.遵照的指示,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对之作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