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之道

当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都非常重视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在不少人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不一而足.这个看法,可以叫政体决定论.它对不对呢?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却是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种“好东西”.我在《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数据证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幸福其实均没有什么关系.政体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

群众路线的四个支撑点

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必须注意的根本性区别.流行的概念只是看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而更进步一点的观认为,除了选举外,还强调公众参与,这就有点政道的意思.而从政道的角度看,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一“群众路线”是非常的,如此实践,才是政道之极.

什么是参与型?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检测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等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上世纪50-70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

第三,深入群众,就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特别强调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也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一定是脱离实际的东西.“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在看来,调查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他提倡下马观花,即深入基层、长期蹲点,做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四,调查研究也是向人民群众吸取民智的过程.式的“调查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不同,因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被观察对象,也是调查的积极参与者.这个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源于对人民历史作用的判断.在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重建人民社会靠什么

“社会建设”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或话语,而我们主张“社会重建”.因为“社会建设”的提法,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似乎以前没有建设过社会.

我们今天面临的真问题是：一方面几千年来的社会组织被瓦解或自行崩溃了,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是商品化、工业化、市场化动摇了革命时代的社会组织遗产,或者说,这些遗产已不足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了,于是就有了社会重建的问题.

我们讲的人民社会是指,社会组织与政府,或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是血肉关系,是一体化的关系,而不是要刻意地使这种关系成为对立的.公民社会理论讲独立性,但他们对社会组织与企业、与商业组织的紧密关系却熟视无睹.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产生的内部效应也许对实现更重要.

我们要建立人民社会,就更应重视社会组织的内部效应,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育合作习惯和公共精神.二是培育互信、互惠、温和、妥协、谅解、宽容的品性.三是培育与人交往、共事的交流技能.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方面的习惯和技巧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

我们要建立人民社会,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56个民族、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重建人民社会的根本前提.

同样的,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根本前提,维护改革开放,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个根本前提.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