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摊贩公司的城市管理学

温州出现摊贩公司,小贩生意冷清；武汉出现公司,因为自身管理问题只是昙花一现――摊贩公司与公司的相继出现像是一场PK,凸显中国城市管理的难题.

温州摊贩公司的老总徐雪最近接媒体接到心烦,都是约她谈这个拯救与小贩关系的试验性问题的.她回答的中心也无非是那两点,摊贩公司是温州摊贩们的代表,同时也是协助治理好市容的.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仍是,摊贩与之间是否真的能够通过摊贩公司这种形式实现双赢如今小贩不用跑了,但是他们是否还会想念在大街上狂奔躲避的日子――或许那时他赚得更多.

温州五马街禁摊：外地人与本地人之战

2008年9月19日之前,有“温州南京路”之称的五马街上,小吃摊鱿鱼飘香,服装摊、首饰摊挤挤挨挨,步行街上飞驰着三轮车,另有杂耍的、乞讨的、卖花的在这条400多米的步行街上讨生活等但是对于如此热闹的景象,附近商铺的店主却高兴不起来.2007年,属于五马商圈的纱帽河整治之后,一间店铺的租金一年要20万左右,在他们门口摆摊的小贩抢走了一些生意,也让环境变得很差.“河南帮、安徽帮天天在店门口摆摊.有时候打个,过来转转就走了.”店主们抱怨整治不得力.

在温州市中心摆摊的大多是外地人,以河南、四川、安徽三个省的人居多,老乡之间会互助帮衬,温州人便按省籍给他们命了名.只是有时候说起“某某帮”有点“涉黑”嫌疑,那些在温州的外地商会的会长一般都会很排斥,谨慎地纠正过来,“来温州打拼的人没有什么帮、什么派的,都是新温州人”.

根据温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的说法,五马街商圈小摊贩最繁盛的时候,的确已经有一些人在那里收保护费.因为一些生意好的摊贩一年的收入会有十多万,已经不是人们通常想象中糊口的小本生意.在这些不同省籍的小贩中,有时利益的争斗已经超过了基本生存的挣扎.

从去年7月底开始,鹿城一分局对五马商圈进行全天市容管控,一百多人的执法人员重点巡逻查收摊贩.到9月19日,五马商业圈正式禁摊.禁摊之后,在飞霞桥和山前街设立了临时疏导点,商贩可以在那里摆摊,但是生意肯定比不上地处闹市中心的五马街.

于是,便有了2008年11月12日发生在人民东路那场“商贩闹市激斗”,与摊贩的对峙让人民路的交通瘫痪了两个多小时.据说,牵头的是原来在五马街摆摊的浙江台州摊贩,纠结了一帮在火车站附近摆摊的小贩.

从去年9月19日开始在老城区“禁摊”,大多数温州人是支持的,能让城市环境变得好一点.而且有了城市形象意识的温州人对于自己的城市商业圈有明晰的看法,他们不要小县城的味道：摊贩的吆喝声,烧烤摊上刺激的孜然味,随处乱丢的垃圾；他们需要更大城市的感觉：漂亮的商铺橱窗,路面干净,路边有鲜花草坪.跟很多发达城市的当地居民一样,温州人说起外来人口,或者说在市中心摆摊的这些外地小贩,还是有所保留,“哪个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只是在温州的有些外地人坏得太过分,就显得外地人尤其坏”,温州一位在纱帽河开店的店主说.

摊贩代表还是赢利公司

在禁摊之后,五马街的部分摊贩向温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鹿城一分局提出要在五马街周边设立疏导点,以保证自己的生存.鹿城一分局觉得他们的要求合理,但是需要有一个主体向政府提出申请.于是在五马街商圈摆摊的摊贩们便开始筹划摊贩协会,会员由四川、河南、安徽的摊贩选出代表组成.由于成立协会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审核,手续繁琐,有人提议干脆建立一个摊贩公司,只需向工商部门注册便可.这样便有了第一家摊贩公司温州市民民商务怎么写作有限公司(以下简“民民公司”)的诞生.从公司成立的过程来看,摊贩公司作为一个团体代表的色彩似乎超过了一个赢利的公司.

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温州重庆商会的会长徐雪.她算是“新温州人”的代表,上世纪90年代初来温州打工,后来做房屋相似度检测,开火锅城,当然,她更喜欢称自己是从事餐饮业的.如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要搞多元化经营,贸易、房产、实业,而摊贩公司便是多元化经营的方向之一.徐雪曾经为一个老乡的事情,找到行政执法局,从而与鹿城一分局有所接触.在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印象中,这位女老板热心,为人很有正义感.“民民公司”有5个股东,除了徐雪之外,有三人分别是四川、河南、安徽的商贩代表,还有一个股东就是温州最大的保洁公司黄河保洁清洁有限公司原来的总经理祝毅.

不过,徐雪说,民民公司自己本身不做清洁,一般都是包给疏导点的街道办事处.摊贩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对摊贩进行日常管理,尤其是让摊贩不再“影响”市容.这其中就包括：属于民民公司的摊贩都有统一的标识,写作的餐车,固定的卖水果的车子,统一时间出摊、收摊,在疏导点建立厕所等等.

在摊贩与民民公司的关系表述上,无论是鹿城一分局的执法人员还是民民公司的人都喜欢用“加入”这个词.强调摊贩公司是摊贩的代表,是一个自律机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者.疏导点在以抓阄的方式确定小贩的摊位之后,摊主需交纳一年2000元餐车、水果车的押金,每月200元的工具使用费和清洁费.

徐雪特别强调,目前民民公司是不收取管理费的,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回本.对于公司将来如何赢利,她也只是表示,只有帮助摊贩把生意做上去,民民公司才可能有发展.目前,温州市的疏导点飞霞桥、山前街、公园路的人气不足,原先在五马街摆摊的商贩都觉得收入大不如前.如果摊贩们觉得“加入”民民公司除了每月多交200元之外,没有其他好处,就很可能“退出”民民公司.

在温州市的疏导点上的确有一些小贩是未“加入”民民公司.他们没有工具租借的费用,但是每月的清洁费还是必须要交.另外,徐雪说,如果摊贩公司比较有发展前景,市场上就不会只有民民公司一家,到时摊贩管理行业的竞争时代就来了,就像如今的物业公司一样.

无论是徐雪还是鹿城一分局局长姜益祥,在面对媒体时,都会特别强调民民公司作为独立运作的经营实体的特性,尽可能地排除行政授权的嫌疑.而这种疑虑在温州当地人中的确存在.张栋明(化名)曾在五马街摆摊,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铺面,他自称有“小民之心”,“要做政府的‘生意’,没有关系那是做不成的”.“关系”的潜台词是摊贩管理最终会变成一项肥缺,温州又多了一个“收费的部门”.对此,作出了回应,鹿城一分局的局长姜益祥表示,首先民民公司不会向城市执法管理局交纳任何费用；其次民民公司的日常管理收费是受城市执法管理局监督的；最后,民民公司没有权力罚款,对于摊贩的任何处罚行为都属于城市执法管理局.“基本上,摊贩公司的作用就等同于一个‘农贸市场管理者’.”姜益祥如此总结道.

政府管还是社会管

其实在温州的摊贩公司之前,对于小贩的“企业化管理”已经有所尝试.2007年在武汉有一个“吴家山农场城市管理怎么写作公司”,人称“公司”.但是今年2月,《新周刊》再向该公司所在的长青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时,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公司”大约在一年前就撤销了.原因是“在群众中负面影响比较大”,详情便不肯再透露.吴家山农场所在的东西湖区的城市管理局则说,这个“公司”是长青街道办自己搞的一个公司,与局无关,他们并不清楚具体情况,而且向记者澄清,这个所谓的“公司”没有权力履行任何城市管理的职能.长青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说,其实“公司”只是协管,也就是“协助”执法,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处罚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反客为主”的事件不断出现.根据此前媒体的相关事件,公司不仅拆房、拆车牌,还可以开单罚款.

当初,公司能够以“协管”身份出现是因为近几年长青街道城市化速度加快,局在人力配备上跟不上城市发展的要求,不得已寻求外援协助管理.在人员、财力方面捉襟见肘的问题同样也在温州存在.温州老城区商业街的整治过程中,曾经建过一些疏导点,也规定早市、夜市的摆摊时限,但是人手不够,许多每天都要“陪着练摊”,早市凌晨3点就开始了,晚上从8点半一直营业到凌晨.长此以往,执法人员疲于奔命,出勤不出力.不仅没有疏导成功,反而越疏越乱.温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还一度尝试将部分摊贩交给社区管理,由一些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大妈维持秩序,还是管理混乱,垃圾满天飞,道照占,路照堵.

在压力之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摊贩痼疾”有时会引发一些歇斯底里的城市管理政策.2006年,为了在省会城市中率先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合肥市市容局曾经提出要在半年之内建成“无摊城市”.但是将小贩赶出大街,相关部门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营场所让他们继续自己的生计.2006的那个夏天,合肥的瓜贩东躲西藏地卖瓜,而合肥市民写一个瓜要走好几条街,因为西瓜只在政府规定的78个“西瓜销售点”合法售卖.对摊贩的强力出手,只是在短期内造就了市容整洁的检测象.但是光鲜背后是市民对生活不便的抱怨,小贩与城市管理者之间加剧的矛盾,以及更为精彩的猫鼠游戏.合肥市容局的这场“无摊城市”运动后来被人称为“权力妄想”.没有摊贩的城市管理梦想最终未在合肥实现.或许也不会在任何城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