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修路也要跑车

在召开之际,关于全民发放消费券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全国政协常委刘汉元就提案按每人4000元发放约5.2亿元消费券,引起各界的热议.在质疑者中,有人认为发放消费券会有种种困难,有人则认为消费券会“挤出”消费,因而起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消费券会导致通货膨胀等等.其实这些质疑对于4万亿投资同样适用,无论是实施成本、挤出效应还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过投资来拉动内需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问题在于是否利大于弊,采用何种方法会利更大而弊更小

在经济危机时扩大政府投资,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其背后的检测设则是：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信心不足,不愿意投资,大家都不愿意花钱,所以需要政府去花钱.罗斯福的新政就是按照凯恩斯主义去做的,但是张维迎教授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文中说,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

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检测设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呢张维迎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一方面是居民没钱花,另一方面却是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大量无效的投资.

那么是否应该刺激消费呢张维迎又给出了另外一组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会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所以最终还是要刺激投资,只有投资增加了,居民收入才能增加,消费也才会增加.

刺激投资的一个方法当然是减税,这也是张维迎提出的建议之一,不过如果仅仅如此,恐怕也只能是短期效应,而且我们的投资其实并不匮乏,前几年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例,只是那些投资大多用在不增加实际产出的方面了.

现在政府拿出的4万亿也认为自己是在投资,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以期取得长期的效用.不过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我国的4万亿投资有必要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经济高速增长,哪里堵了到哪里修路.然而修了一条路,没车,经济不行了再修路,然后又没车,结果造成了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中国这种情况其实也并不罕见,一些公共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变成了私人经营的赚钱工具,收得多而管得少,于是再投资再修一条.一些投资巨大的开发项目变成一片废墟,于是换个地方再开发.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把这当作一种比喻：扩大政府投资――检测设投资都用在了公共设施建设上――就好比是修路,减税是让企业有钱去写车,发放消费券就是发钱给大家写车票,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路也修得好,车也跑得多,但问题是：路并不等于交通,而有了车也并不一定会上路.

我们说的当然不是尾号限行,而是说：如果光有路而没有科学的交通管理、完备的怎么写作区、良好的路面维护,反倒是充满了公路三乱、车匪路霸、事故拥堵,开车的人也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路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人们“写车”和“出行”的是否会大大减少呢或者,路也有了,车也跑了,但是好的车都掌握在国家自己手中,而私营车的运输收益又被各种各样的收费和罚款瓜分得差不多了,人们是否还有继续投资写车的积极性呢

所以,路要修,车要鼓励写,但是政府的工作并不止步于此,甚至并非应该从这里开始.如果路只是指硬件,中国虽然还比西方发达国家少得多,但更差的还是其利用效率.如果路指的是行政管理、法制等等软件,那我们的路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这些“软路”当然不是有钱就能建成的,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行,与其修一些可能没车跑的路,何不以大手笔投资的魄力来修好软路呢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危”,也确实是中国的机会,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机会.第一步,是把过路费降下来,把空闲的公车还给民间,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修好制度的路,让民间的车真正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