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一战华工的足迹

一战期间,14万华工在中国政府和协约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驰援欧洲战场.华工赴欧多由威海卫、青岛、塘沽、浦口等地启程走海路.初期主要经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或绕道好望角抵欧.德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后,又改为横跨太平洋、北美大陆和大西洋.无论走哪条线,华工在海上漂泊的时间都要几个月.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后方军工企业或与国防有关的民营企业,但中国参战后,华工也经常被派往前线；而英招华工则几乎被全部投放到前线.

像牲口一样被草草掩埋

无论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等

战时环境对华工的生死考验无处不在.时任第十三营翻译的张邦永回忆道：我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相距不过50码,因而实际上是在最前线.山东广饶籍华工蒋鉴秋后来回忆,他所属连队营地曾被德军占领,德军撤退后在厨房埋下炸弹,他们回来做饭时,当场被炸死二十多人.

山东博山籍华工孙千在日记中记载,清扫战场时,他们经常会捡到德军遗弃的工业酒精,为纾解劳困,不少人便误以为酒而喝下去,就此中毒身亡.对现代兵器的好奇,同样也会令华工付出生命代价.比如在搬运炮弹、时,因好奇而牵引炸弹引线,结果一拉出来就被炸得魂飞魄散、血肉横飞,许多人就此莫名其妙地命丧欧洲.

战争结束后,华工又承担起清扫战场的重任,不少人因触雷或未引爆的炸弹而伤亡,为欧洲战后重建付出生命代价.更有许多华工在掘埋尸体或抬运伤兵时,精神遭受刺激.英国军方为此建起专门的疯人院,后来便成为他们死后的墓地.

在险恶的战时环境里,华工也显露出临危不惧、骁勇善战的秉性.1917年德军进攻西线主战场之一的法国皮卡第时,正冒着林弹雨抢修战壕的华工仓促间拿起铁锹与德军冒死搏斗,直到援军赶到.在这次战役中,一位华工营英国军官身中毒气,无法动弹,周围华工立即围住这位军官,并用手中的工具同冲入阵地的德军搏杀,等援军赶到时,华工已大多战死.1919年6月6日,在马克宁附近的北京通州籍华工王玉山以智勇冒死扑救一座军火库火灾,避免了一场可能引起严重爆炸的特大事故.

华工由军方予以军事化管制,不得拥有平民服装,不得进入各种咖啡馆、酒吧,不得使用英国人的厕所,每日收工后大多被限制在营地内,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形同囚犯.出现纠纷,往往不问究竟,轻则体罚毒打,重则开弹压.

更有甚者,这批本为依民事合约招募而来的普通民工,却要受制于英国军法.战争期间,至少有10名华工被军法处死.

英军在努瓦耶勒建有一座欧洲最大的华工墓园,埋葬了842名因各种原因丧命的华工.索莉夫人回忆说,“他们刚开始像牲口一样被草草掩埋,有的甚至头都露在地面上,因为他们是被竖直了埋下去！直到需要抹去不愉快的记忆时,英国人才来修了这座公墓等”

战争期间,部分普通欧洲平民对包括华工在内的外来者也多有歧视与厌恶.在努瓦耶勒,当地居民发现华工喜欢吃苹果,而且对货币价值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便用天价向华工出售苹果.“在他们苦难的汪洋中加上了一滴水”.

华工大多孤寡终老

1918年11月11日,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中国,蔡元培以“劳工神圣”这一破天荒之口号,来表达对参战华工的感激之情.因与法女结婚或收到新的雇佣合同,战后另有约三千名华工留在法国,并在里昂火车站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法国开始排挤外国劳工,绝大部分未婚的华工因失业而回国.曾拥有三百多名华工的法国机器城,到1932年时只剩下了4个人,其中,就包括张长松.张长松祖籍江苏淮安,1917年到法做搬运工.战后赴战场掘尸排雷,后到军工厂做锻工,并娶妻生子,1922年定居机器城.二战期间,与儿子一道加入法共地下抵抗组织.像张长松一样,许多定居法国的华工,在此期间再度加入法军对德作战,或在社区从事抵抗运动.但是战后,他们又因就业问题受到排挤.

对于留法华工而言,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近乎奢侈.许多孤寡老华工,每天则只能做两件事：早晨搬着板凳看日出,傍晚搬着板凳看日落.直到去世.在机器城的华工中,只有张长松一人成家并得以安度晚年,其他人大多孤独而终.相比之下,吴喜春的结局更为暗淡.吴喜春来自山东济南,定居机器城后,与当地法女同居生子,后想带儿子回国,被女方拒绝,最终因忍受不了乡思乡愁的煎熬而住进疯人院,1944年客死他乡.1964年中法建交后.吴喜春之子吴希儿回国寻亲,但无果而终.像吴希儿一样,许多华工后代后来都在设法探究自己的身世,寻根问祖,皆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