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上海地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振“大上海”的构想伴随着经济腾飞的预设,以及对上海城市文化研究的热潮,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期旧上海所特有的时代风貌,通过怀旧的过滤浮出历史地表,生成了集体的怀旧叙事.怀旧叙事中的历史时间集中在1930年代前后,文学文本从素索的《前世今生》到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到程乃珊的上海系列,老上海的抽象景观投射于具象的旗袍、画报、照片、记忆,透露着怀旧对上海这座城精致的情愫.与此同时,上海怀旧风蔓延到各种艺术形式,电影、绘画、音乐等集体参与了这一文化叙事,成为1930年代上海的历史文化品格.这一怀旧叙事几乎关涉上海城市的各个层面,从茂名路的1931’s咖啡馆,淮海路的法国菜,老克拉,红头阿三,到新天地的石库门,近百年的历史在似曾相识的风情、气度下被悄然弥合.怀旧选择了这些去意识形态的文化消费景观,以优雅的日常生活审美遮蔽了革命、殖民、的暴力叙事,对1930年代诸多的记忆进行了一次审美过滤.城市景观、日常生活将旧日上海的遗韵从抽象的客体变成怀旧的审美叙事,重新绘制一张去政治化的上海地图.

一、上海怀旧的意象空间

上海怀旧选择追忆1930年代最为西化的旧上海城市文明,这一时期的上海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充分,曾被誉为‘东方巴黎’、亚洲第一都市,欧美西式文化交汇发展,是整个亚洲地区城市发展的先锋.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言“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的确处于亚洲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国际化的经济发展也改变着旧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

1843年因由《南京条约》及相关章程,上海正式开埠.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使近代中国从封建自足经济向西方开放,被动式接受国际贸易发展,屈辱的条约却成就了上海的城市繁荣.凭着优越的交通条件,上海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的进入,成为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资本融入的同时,增加了就业机会,进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上海的国际化城市功能得到了逐步发展.租界区不断的越界筑路,扩张势力范围,扩大的租界范围渗透到华人居住区,并影响了旧日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方式.西式的饭店、咖啡馆、酒吧逐渐被旧上海的市民所接受,这种被老上海市民所接受的西洋休闲娱乐方式正是怀旧叙事所要追忆的,并通过1990年代的审美改造再次进入市民的生活.

咖啡馆、酒吧与西方资产阶级、城市空间、公共领域相联系,是有着政治参与、言说功能的,但在怀旧中被过滤了意识形态的意味,关注的是咖啡馆本身,以及它所营造出来的怀旧氛围,与消费主义结合,进而生成一种中产化或类中产化的身份认同.咖啡馆的怀旧叙事聚焦于咖啡馆的时尚消费所具有的生活艺术化审美,这一舶来品所具有的西式休闲方式,彰显的是怀旧审美的形式层面.咖啡馆、酒吧、舞厅这些依附于1930年代上海的意象场所,通过想象与历史共同营造.其怀旧基于一种对1930年代城市生活的理解,借助文学文本、影视,赋予怀旧意象空间美学价值.这是历史观与生活审美的结合,怀旧视野下1930年代上海城市空间意象的塑造中,最具时代风情的日常生活消费场所有两种走向,一是欧化的风格,以精致的咖啡用具,轻柔的外国音乐,加以外文的名字显示“洋味儿”十足,这里强调的是绅士淑女罗曼蒂克的情调；另一种是用旧日上海的生活器物来装点的老上海遗风,唱片机、画报、旧照片、老上海上个世纪30年代的‘靡靡之音”,暧昧但不,如茂名路上的“1931’s”咖啡馆.酒吧、电影院、咖啡馆、舞厅被冠以1930年代上海的时间标签,成为一种中产化生活方式的想象,怀旧正是借此仿似1930年代的消费场所获得上海最繁华的大都会想象.上海怀旧氛围的营造所集中于酒吧、咖啡馆等消费场所,这些颇具时代精神风貌的场所借用1930年代的老式建筑,来塑造一种关于优雅生活的向往.在这里怀旧指涉的意象空间,都是以悠闲、舒缓的方式呈现,追求感觉的非理性化与精致的贵族化趣味,同时也区别于刘呐欧等人笔下化的酒吧、舞厅.

二、城市坐标与历史点缀

怀旧视野下的上海本身指向的仍然是上海这座实体的城,怀旧还是从这座城市固有的地表建筑生发,从历史中选择诸多碎片化的记忆来重构上海.唯美、摩登,与乡土的前现代悖离的现代都市生活,才是怀旧修辞所努力阐释的.具有历史时代标示的建筑、街道、租界都是上海城市记忆中经典的城市坐标,藉以历史时间的点缀,重构上海非政治化的文化地图.

南京路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城市空间,也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南京路在19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业街区的先锋,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英资开设的福利公司、泰兴公司、惠罗公司、惠施公司组成的前四大公司人驻南京路,而后的侨资本土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也发展起来.西式的建筑,老字号的上海老店铺以及各种百货大楼,和平饭店略去殖民化的身份徽证,拥挤的人群,刻意保留的电车,构成了上海城市空间记忆的一个重要想象.这里是中西方文化汇集之所,也是1930年代上海城市繁荣景观的代表,将城市的消费功能勾连出来.怀旧空间借用南京路这个商业符号,通过影像文本将老上海名媛云集,报童贩烟贩报,有轨电车穿行的情景呈现出来,营造一种繁华上海的想象.

浓密法国梧桐掩饰下的衡山路始建于1892年,紧邻使馆区,曾是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区.经过百年历史风云的衡山路,欧式花园别墅隐现在红褐色幽静的人行道,这里中西文化风情交汇,各种酒吧成为时尚人士聚集之所.衡山路向南连接着徐汇区的商业圈,向北交合着淮海路的休闲街区,这里是海派文化的汇集之地,居住着大量外籍人士,是高档消费街区,也因众多的酒吧衡山路被称为上海最著名的酒吧街.这里的住宅区正如陈丹燕游走上海探寻旧日上海生活时,所发现的异国建筑建筑那样“在弄堂的底部,夹杂在各种呆板的灰色的建筑里有一栋完全不同的南欧式洋的房子,有红色的瓦顶,窗子的两边,有藤蔓般卷曲而上的柱子,小而细长的、深陷在墙里的窗子,那就是上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法国城的遗迹,西班牙式的房子.”欧式风情的建筑使得衡山路更具怀旧的审美品格,怀旧正是在衡山路这些众多的酒吧、别墅建筑中得到全球化的现代性身份认同.提到衡山路自然不可回避石库门建筑旧区改造的‘新天地”.新天地的石库门是重建的现代建筑,外观仍然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砖墙、屋瓦的弄堂风格,内部则是现代化设 施营造的宽阔时尚空间,被布置以主题餐馆,咖啡酒吧、时尚画廊等显示出全球化的消费景观.新天地体现了老上海文化与现代时尚生活形态的结合,借助现代休闲时尚的包装,1930年代上海的旧日风情作为怀旧资源被改造,进而成为消费化的旅游观光购物场所.石库门博物馆通过家庭摆设展示旧日止海的日常生活,诉诸公众视觉,曾经破旧的石库门获得橱窗中物品想象的美学功能,破败、困顿都不再属于石库门,这里成了时尚之所,甚至超越了衡山路的情致.然而,旧日上海的石库门生活绝非如此光鲜,通过怀旧叙事弥合了生活的平庸、琐碎、困顿,赋予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想象.石库门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这里没有革命、暴力、殖民、,这里的市民日常生活是张爱玲文本中的上海,不是茅盾《子夜》中大事恢弘的资本家风云录,市民日常生活才是怀旧叙事所选择的上海.怀旧怀的是1930年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是作为繁华四溢的大都会市民的优雅,同时也是世俗化、消费主义的上海旧日.

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上海怀旧选择的是去除生活困顿所保持的华丽细节.尽管旧日上海市民每日也要面对柴米油盐的庸常,但仍保持着悠闲的做派.精致的器皿和陈设都成为旧日上海富足殷实生活的象征,正如《长恨歌》中王琦瑶通过对小林家旧物甚至门把手的揣测就可以看出其生活的安逸,“他家的公寓,王琦瑶不用进也知道,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便估得出里面生活的分量,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那是安定,康乐,殷实,不受侵扰的日子,是许多人争取一生都不得的.”这里有着恋物癖的情结,器物通过审美获得符号化功能,指向的是消费主义的潜台词.在怀旧视野中的旧上海生活,表现出一种对生活艺术化的关注,通过观察“棕的地板”,“黄铜把手”,以及穿衣镜的“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发现老上海市民家庭陈设的细节装饰,在这里物品的展示也暗示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器物拥有所获得的身份认同.

日常生活本是平庸琐碎而远离审美的,但旧上海的生活却能够通过生活的细节关注,发现上海市民生活的“腔调”.正如王德威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旧上海市民,“升斗小民的日子不好过,但只要电车的叮当声仍然不辍,暖烘烘的太阳由有余晖,挽着篮子上市场写小菜就是每日的功课.”生活在这里其实是非常无聊的繁仄重复,不关涉历史,不关涉政治,仅仅是为着生活的.但在这有限的生活琐事中,老上海人却能把玩着吃食的极致,“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就可以做得情致斐然,“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致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通过对具体形而下的上海市民生活描摹,赋予了巨响生活审美化的符号功能,成为上海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类型化优雅的转喻.对吃的讲究,对发式的追求,以及对生活器具的关注,都是去历史化的,略过六十余年的时间,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怀旧的氛围下又成为时尚的意象.《良友》画报、旧式手摇、唱片机、旗袍都成为1930年代的历史点缀,增添怀旧的时尚想象.《良友》本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广告画报,也有对时事的追踪,对左翼风云的关注,然而在怀旧的视野下,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都被审美的时尚文化所遮蔽.与月份牌这一“融合传统中古画技法和现代设计(又是以艺饰风作框架)及用品的新的商业美术传统一样在1990年代的怀旧选择中作为一个时代记忆碎片、一个历史点缀,保留的仅是无关宏大叙事的抽象个体,留下的仅是有关老上海繁华下日常生活情致的模糊记忆.

三、世界身份的寻找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曾经繁华一度的西式生活方式被否定,资本发展的国际金融贸易也受到极大影响.“”中的物质匮乏,使得曾经精致优美的上海生活变得如同―个不真实乌托邦的想象.1990年代后,浦东发展的现代经济建设的构想,有关“大上海”的繁华梦再次被拉入上海乃至国人的视野,使经济发展受到长久压抑的上海恢复了生机.上海怀旧正是藉此跃入经济发展、文化发掘的规划中,繁华上海梦勾起了人们对上海商业繁荣、生活优越的集体记忆.

怀旧是因由现实不复如此,才会选择怀恋旧日的美好.正如詹明信所认为的,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个征状”.这是―种历史感的缺失所造成的,怀旧是因为现实的缺失,在1930年代各种精致优雅的上海想象中,同时默认了当下上海的现实匮乏.为了重获繁华大上海,经济构想赋予文化想象的意识形态功能,生成了1990年代的怀旧热潮.上海怀旧选择的1930年代,正是上海最具繁华景象的时期,超越亚洲其他国家,跻身于国际化的地位.选择彼一时期来怀恋旧日,正是由于1990年代经济发展的构想,文化领域应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试图恢复旧日上海亚洲第一都市的身份,以及共同建设上海今日的辉煌的发展规划.

然而,文化怀旧笼罩下的旧日上海只是一个模糊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片面化的城市优雅记忆,对老上海的苦难、、暴力的忽视也是一个事实.也正是因由这种模糊的集体记忆存在,当欧式的建筑异域风情,精致器物的身份想象,《良友》画报上的国货化妆品广告,诉诸于公众的视觉时,人们报以肯定的态度,认为这就是真正的1930年代上海,借此获得了对旧上海的认同.这样的怀旧是精美过滤的温和叙事,老上海的遗风旧晕与世界主义的情调,无关风月,只关怀旧意象符号的消费价值,通过去除历史化,赋予想象性重建.文学中写弄堂不写棚户,写“升斗小民”的生活,写旧日资产者雍容华贵的生活,以及内化的生活方式,却不写大资本家争夺权力资本的阴谋,写世界居民的身份想象,却不写全球化的殖民隐喻.正如有包亚明等人指出的“老上海怀旧本身就是历史片面性的生动体现,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部没有社会冲突的历史,―个浮华四溢的富人历史,一部绝对消费性的历史,在这样的语境,革命似乎不合时宜,甚至不在可能.”城市中的阶层、民族国家话语淹没于新上海抑或当下上海的城市空间的机场、酒吧,与旧上海的咖啡馆、“扬子”舞厅.在一片优雅绝代的和谐之声中,上海怀旧通过对上海发展中血泪史的温情略过,寻觅上海繁华的大都会形象.

通过怀旧,六十年的时间在繁华“大上海”的想象下被弥合,简化了两个时代下上海的复杂与多面性.1930年代旧上海的国际化地位与新上海的全球化逻辑并置,新旧上海时刻提醒着彼此的存在,构成互文的效果.“旧上海借助于新上海的身体而获得重生,新上海借助于旧上海的灵魂而获得历史.”怀旧所要塑造的正是十里洋场、繁华四溢、优雅风情的上海,以及一种国际化的城市身份,也暗合着中国寻求向世界突围与西方接轨的身份诉求.上海怀旧不仅是对过去的想象性重构,亦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上海的身份定位.怀旧关于中国国际化身份的想象,在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想象下,抹去了历史,空间距离被弥合,在经济权力的全球化逻辑中,上海被作为中国大都市的代表来发展,与纽约、巴黎、伦敦国际化大都市比肩.上海城市的多元与复杂,体现了公共的、清晰的世界性意义,“上海性”再一次被等同于“世界性”.

注释：

(1)[美]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第9期.

(2)陈丹燕：《上海法国城》,《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3)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4)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第82页.

(5)王德威：《从“海派”到“张派”：张爱玲小说的渊源与继承》,《如此繁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6)王安忆：《“”轶事》,《香港的情和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

(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8)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6页.

(9)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著：《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0)旷新年：《另一种“上海摩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