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治经历

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初夏,有友人告诉我,在今秋将召开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有可能成为委员的候选人.对此我深为震动,不安为主,荣幸为辅.在我的心目中,委员都是职业革命家,都是“布尔什维克化”了的钢铁英雄,都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斗争得不能再斗争的人物.我的身份是一个作家,我的性格偏向于自由散漫,我喜欢的是舞文弄墨,抒情论理,精雕细刻,花色缤纷,直到嬉笑怒骂,谑语连篇等这都不适合委员的身份,不适合献身郑重的政治斗争.

一九八五年我又当选为委员,至一九九二年届满.前后参加中委活动十年.

每次会议上,我都看到许多领导人物,实权人物,知名人物,权威人物.例如领导、陈云、李先念、等各省的省委书记,各部部长,军队的三总部领导,海陆空三军司令、政委,少数民族领导,还有例如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吴蔚然这样的医生,胡绳这样的理论家,吴祖强这样的作曲家,邢燕子、陈福汉(号机车司机)、郭凤莲这样的工农杰出人物,、汪东兴这样的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物.我一方面感到一些拘谨,感到诚惶诚恐,心想我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爱闲言碎语相当情绪化乃至生活上说话上不无散漫的人,一下子进入这个庄严的机构,谈的是这样严肃的不可儿戏不可轻忽的话题,真够我呛.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心存惊叹,党可真有两下子,天南海北,党政军企,身经百战的虎将,运筹帷幄的官员,各有绝门的专家,各色头面人物,土的土,洋的洋,文的文,武的武,汉满蒙回藏苗瑶等堪称网罗殆尽,尽善尽美,硬使几百万几千万各不相同的人物拧成一股绳,使成一股劲,团结起方方面面,管理住东西南北,步调基本―致,朝令大体夕改.说贯彻就贯彻,说制止就制止,说转弯就转弯,办成一件大事又一件大事,错误也没有少犯,犯完了改过来再干,仍然是说嘛算嘛,指东绝不打西,毫不含糊.究竟什么人才干得成这样的大事啊！

而且它招来了多少咒骂、嘲笑、轻视、侮辱、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与部署与行动,它又触动了得罪了毁灭了多少人的幻想、理念、美梦、价值崇拜、既得利益等成了多少人的切齿痛恨的对象.同时却又受到多少人的赞扬、歌颂、服膺、拥戴、跟随包括投机与利用等这才是真正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男子的壮举！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等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他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说明,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

参与中委活动十年,这大大丰富了我的经历,增加了我对于全局性信息的掌握,对于执政党的权力运作的了解.这使我得到了我此生的重要的政治经历、政治资源、理论资源、生活资源与文学资源.胡风讲的到处有生活,如果不包含一切生活都可以不加以区分与评价的意思,那就是极其正确的论断.那么委员的生活就更加宝贵,它可以去魅、去偏见、去谎言,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它使我对许多事不再感觉那样陌生,以及因陌生而神魔化、夸张化、恶意化.

同时,我必须反省,必须承认,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我太迷恋文学,迷恋想像与修辞.迷恋风格、个性、创新、才华、推敲、抒情、游戏、俏皮、眼泪与微笑、善良与天真、爱心与浪漫、小人物的情怀,日子的五光十色等而我实在缺少杀伐决断(此词出自《红楼梦》对于王熙凤的描写)的雄心、壮心、决心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斗争永无穷期的狠心与韧性.一句话,我缺少的是力量,是拼老命的精神,是压倒对手而不被对手压倒的英雄主义.而献身革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执政兴国,献身领导指挥,不珍惜、不善用、不保持一定的力量――权力是不现实的.而我在力量、权力的问题上,总是那样地宁可失之清高,失之无为,失之清风明月,失之斯文酸腐.就是说,我有时怯于权,羞于权,腼腆于权,心虚于权.文人,作家,而且自以为是个好作家的身份认同,始终拉着阻挡着我不要太较真于计较于争夺于权与力.说下大天来,写小说比当领导逍遥自在舒服得多.抱歉了,对不起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上级、师长与同行们,我的面太宽,我的线太长,我的爱恋我的关注我的兴趣太宽泛又太个人太投入了.努力将一切都做到最好的结果必定会使你们哪一个哪一方面都不解气.

然而,这才是我.

要你当长

一九八六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两,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二十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等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等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

一九八六年,我在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等”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我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目前挺时髦的叫做自我认同危机,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的工作,至六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长.

一九八八年国庆节,我工作正在兴头上时,正是四方看好之时,我给领导写了辞职信稿.我说明,原来已经讲好,只做三年.现在已达两年半了,请领导早日选拔继任人选,明确我退出领导岗位,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评论的面更广,我写过电影、戏剧方面的评论).

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完全同情我的想法,并积极物色人选.我也推荐了一些人,包括贺敬之与高狄,但领导表示尚难定论.目前我做得还算“顺”,所以再等一等.

我写此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写作.同时,我隐隐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继续做上三五年,我也会变化的.我会越来越沉迷于权力.

我敢回答的仍然有一句话,我不会放弃写作.我不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领导.

急流勇退古来难,

心未飘飘身已还等

这是我后来写的七言古体诗中的两句.我始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记录.它成全了我也保护了我.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