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政治与的衰败

近几年,世界范围内似乎出现了一波街头政治的浪潮.从西亚北非和乌克兰的剧烈动荡,到美国的“占领运动”和欧洲各国的罢工；从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的拉锯战,再到最近台湾和香港学生的街头行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似乎都涌动着一股抗争性政治的.上一次这样遍布全球的政治浪潮,还要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影响力巨大的群众政治运动,但发生的原因和目标却与当前大相径庭.

此次受到街头政治冲击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属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达到崩溃临界点,此类动荡以西亚北非最为典型；一类是发达国家或者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由于上一轮快速发展之中积累的社会结构失调,引发底层人群和边缘人群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抗争,美国、泰国和英国的情况就是代表；第三种情况是以欧洲国家为典型,因为经济和社会改革触动了相当广大数量民众的利益,导致泛社会的运动；最后一种情况最为奇特,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发展形势尚且稳定、社会总体上也没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或者至少还有进步和调整的空间,却由于某个偶然事件,刺激了部分人群“表达”的,目前在台湾和香港出现的“占领事件”就属此类情况,一定程度上巴西在前后的街头活动也属于此类.

如今已经很少有严肃的政治学家把街头政治看作一种良好的形式.民众走上街头的抗争性政治,往往伴随着巨大的负面效应,最可怕的就是很多西亚北非国家正在经历的,它摧毁了旧秩序却建立不起新秩序,使得当地陷入长期的动荡和衰退之中.在泰国,人们厌恶了街头带来的麻烦,军队顺势发动了政变,制度又一次被终结.美国压制了街头,保留了既有体制,但却忽然失去了的能力,陷入恶性的党争之中.英国差点连国家都没有保住,苏格兰在一场以直接形式进行的公投中差点独立.

所以说,当前世界各地普遍出现的政治,反映的不是的进步,而是的衰败.首先是功能性的衰败.的诞生,就如这世间大多数社会制度的诞生,本是为了满足某些功利性需要,比如自由、平等、发展等.换句话说,是一种手段,达致政治良善的目的.可是在制度发展和精神普及的过程中,也演化为了价值,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目的本身.近些年来,的价值性或者目的性被张扬,而的功能性隐蔽、衰退甚至被彻底替代.这种“为而”的趋势,催生出抗争性政治的,同时带来摧毁性的效应,这就是西亚北非的困境.另外,有理、万岁的理念会对理性的功利主义政策产生排挤作用,导致政治紊乱,效率低下,这是美国、欧洲和泰国的困境.而目前在香港发生的学生,几乎完全是“为而”.所怎么写作的目标,最终受到的伤害,这就叫反对.

其次是有效性的衰败.不再被视为一种手段,必然会导致有效性的衰败,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的抗争性增强、合作性降低.由于政治是众人之事,涉及到有限资源的分配和再生产,那么妥协就是政治运转的基本前提.成熟的实现妥协,也在妥协中自我实现.不成熟或者衰败的则导致持续和过度的抗争.过度的政治抗争既可能像泰国一样在街头出现,也可能像美国一样在国会发生,这个时候制度的运转就会失效.最可怕的是,到了一定程度,制度本身是解决不了过度抗争的问题的.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复出现军事政变颠覆的原因.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则只能等待林肯、里根、老罗斯福、撒切尔夫人等这样铁腕人物的出现,为恢复秩序.

最后是正当性的衰败.当不再有效,的正当性就会削弱.此外,由于的功能性衰退,导致政治抗争常常变成虚妄的闹剧.街头时常出现了娱乐性特征.香港学生在占领马路上打、吃火锅,乌克兰的广场成为了音乐家和行为艺术家的长期表演地,而泰国的黄衫军游行,到后来越看越像东南亚模式的庙会.人们除了空喊一些伟大的目标外,不去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和讨论,甚至到最后连目标都忘记,只剩下口号,不需要解决,也不希望结束.这样的情景导致人们对的普遍失望.街头的娱乐化,是抗争式最后的衰败.

制度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它应该是由透明、参与、监督、教育、竞争、沟通和妥协等要素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但如果把搞成了概念、游戏甚至玩意儿,那么它一定不是什么好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