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变气候

如果我们都在泰坦尼克上,即使坐头等舱又有什么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正努力把泰坦尼克改造成诺亚方舟,而巴厘岛会议正是这个艰难历程的关键一步

12月初,全球媒体的目光聚集在印尼的巴厘岛.如果说,日本京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的起点,那么,巴厘岛就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驿站.

正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将讨论并制定“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为了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至于中断,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绘制一个“巴厘岛路线图”,为2009年最终达成新的协议设定一个时间表.

12月12日,世界各国高官聚集巴厘岛.中国派出了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领衔的代表团.此前,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机构的1万名代表已经到会.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科学家们为了保护环境已经做出巨大贡献,现在是政治家们行动的时候了.

“巴厘岛路线图”的谈判格局

绘制“巴厘岛路线图”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一些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提出了苛刻要求,而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不够积极.

观察家认为,对“巴厘岛路线图”最为现实的期望是,各国能达成一张通往“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路线图,并明确2009年是达成谈判的最后期限.

“当前的谈判格局基本上可以用‘群雄纷争,三强鼎立’来概括.”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迎说.

所谓的三强,其一是欧盟.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发起者,姿态积极,但欧盟在吸纳新成员后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内部协调难度相对增大；其二是以头号排放大国美国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伞形国家集团”.这一集团眼看欧盟竭力占领气候变化道义制高点,不甘心日益被边缘化；其三是包括77国集团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德国伯尔基金会中国办公室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喻捷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各方态度越来越清晰.欧盟比较积极,带头承诺减排.比如德国刚通过了一项减排政策,承诺2020年以前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40%.

喻捷指出,伞形国家集团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化.澳大利亚在新总理陆克文宣誓就职后立即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让美国成为惟一未确认该协议的发达国家.

虽然澳大利亚目前设定的减排基准,是2000年的碳排放水平,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基准年份是1990年.“澳大利亚还算不上是三好学生,但起码有一好.” 喻捷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了.”

不过,伞形国家中除了老大美国以外,“刺头”也不少.“其中日本和加拿大起的负面作用挺大的,看这架势是不想签协议了.”喻捷说.她认为,日本目前的能源效率的确很高,很难减排,但日本电厂能耗比欧盟高,因此减排还存在一定潜力.

而在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国民对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支持率很高,但执政的保守党却在国内对其进行丑化,认定它是“劫富济贫”的工具,为进一步执行议定书制造障碍.

“不要对美国绝望”

12月6日,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哈兰•,沃森在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地表示,在此次气候大会中,美国不会同意任何具体减排目标.

沃森表示,华盛顿正沿着自己规划的方向推动环保事业,美国将在明年举行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间的单独对话,“具体的减排数字可以在那时候再仔细讨论.”

但事实上,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已经发生改变.2004年美国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克里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参加了巴厘岛会议.他介绍说,美国已有25个州有自己的减排目标,超过200个城市有自己的减排目标,西部的很多城市也有自己的排放交易系统――自下而上的减排行动正在美国开展.

12月5日,美国参议院环境和公益事业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法案,提出到2050年,美国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70%.这项法案将在参议院进行表决.由于法案所定的目标较高,能否通过并无把握,但克里保证,“即使这个法案通不过,也会有新的法案跟进.”

克里表示,目前,所有党的候选人都支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减排.而在共和党中,约翰•,麦凯恩等重要议员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支持者.克里言下之意是：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将随着布什时代的结束而发生变化,请大家不要对美国绝望.

中国的策略

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排放大国的态度最为关键.相对于印度“死守”的态度,中国和巴西比较有建设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海斌认为,印度的态度,反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桥梁.“中国可以作为中间人来斡旋,让事情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采取的战略是以攻为守.” 喻捷说,“先给大会一个贡献,就不太容易被往角落里逼,这就给中国自身减压了.”

今年6月4日,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原则：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而中国的任务在于采取一系列法律、经济、行政及技术等手段,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中国的灵活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认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文章中,称赞中国应对环境问题做出的努力.文章称,中国将在5年时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能耗减少20%,这在本质上与欧洲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的目标基本一致.

张海斌认为,中国的谈判策略方向是正确的,“就应该更加主动、灵活地谈及这个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目前谈判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和技术转让上,而不是减排问题.“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有利的技术和资金,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地走向低碳经济的模式.”

喻捷也认为,中国不能过早承诺目前没有办法承诺的事情,否则会限制本国减贫、扶贫的努力.“不能把自己的空间堵死了,但要尽量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