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政治运动频发之原因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认识到经济建设乃立国之本,因此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使中国尽快地成为工业化强国.然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却放松了经济建设,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始终保持革命党理念执政；二是继续坚持以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三是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

［关 键 词 ］ 政治运动 频发 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志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尽快实现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然而,了解和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六十多年时间里,前三十年左右我们党并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现了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情况；后三十多年我们党才真正做到了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我们党已认识到经济建设是立国之本,却又出现了大搞政治运动,放松经济建设的情况呢?本文试从理论到实际,历史到现实几个方面探讨一下其中的深层因素.

一、始终保持革命党的理念执政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下成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组织、领导民众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和平、、统一、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革命,中国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由于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内还存在数百万国民党残余武装,国外帝国主义又进行封锁、包围、遏制,加上旧社会遗留下许多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在此严酷复杂的形势下,方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必然继续采取革命党的理念、方针、政策、作风及手段等来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革除和荡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积弊糟粕、污泥浊水,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刚刚执政的来讲还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缺乏成功的模式可供借鉴,我们党便依据革命党的正当性、崇高性,把作为革命党时期的宝贵经验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真贯之于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样,无论是思想观念、组织体制、领导方式,还是权力架构等都保持了革命党的那一套模式.

由于革命党与执政党是不同的,作为执政党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以国家管理和建设为主要任务,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而作为革命党阶级利益至高无上,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为赢得和维护本阶级利益,其首要工作是进行阶级分析,搞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分化谁,消灭谁,然后通过暴力手段消灭敌人,赢得和保护本阶级利益.这样,虽然已经取得执政地位,但必然还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敌人加以消灭.最高领导人同志1956年曾指出：“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2]于是,我们党除了打击一小撮真正的敌人外,便不断地从人民内部去寻找所谓的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甚至从党内去寻找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去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方式去解决执政党的问题,认为永远是革命党,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阶段就是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中国在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就不能停止革命.“革命党嘛,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要坚持同一切与社会主义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永不调和的斗争.为此我们党提出了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并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各种组织体系进行社会动员,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集中力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从“镇反”运动到“反”、“反右倾”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频繁发生,都是始终保持革命党理念执政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党终于全面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真正转变.同志在成立8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4]这是典型的执政党思想.

二、继续坚持以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曾提出对时代的判断.他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即“革命和战争”就是20世纪的时代特征.以革命党理念执政的中国始终坚信列宁这种对世界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应该说,在20世纪上半期我们党运用这一判断理论,掌握了革命和战争的主动权,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遏制,国内残余敌人的仇视、破坏,我们党依然坚持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判断,但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还不会打起来.

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开始重新审视、研判国内外形势,更加深信不疑革命和战争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题.1956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潮流；国内由于党工作的一些失误,也出现了部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闹退社等风潮.国内外出现的这些不安定的新情况,就必然引起尤其是同志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现实情况的新的思考和判断,越来越认识到当前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是主要矛盾,革命和战争始终是时代主题.“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5]

当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党的执政提出批评意见,彭德怀等高级干部要求对“大跃进”等运动进行深刻检讨时,的主要领导人便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复辟资本主义.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要反修防修,并明确提出“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6].此后便不断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最终导致“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频繁发生.当国外的赫鲁晓夫上台后,为力图控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压制中国,美国蓄意制造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并唆使骚扰破坏大陆,从而使中国受到巨大压力时,便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美苏要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由此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早打、大打,要准备打核大战”,并坚信“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 ,所以不但不怕战争,似乎还有点欢迎战争.1965年9月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曾大声说：“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等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其他一些领导也讲,“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打吧！打完之后再建！” 六七十年代,在见外宾时也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山雨?大战要大爆发了.[7]于是,我们党便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立即开展全国动员,全面备战,实施 “山、散、洞”方针和进行“三线”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二战后尤其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在不断发展,世界总的趋势趋于缓和,各国都在谋求发展.于是果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英明正确的.

三、重新确立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

执政的理念、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必然会影响到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中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手段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曾说：“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8]后来又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退了内外敌人的疯狂破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6年随着新中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认为中国“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解决了”.在八大前后就多次讲到,“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9]“阶级斗争基本完结了”.[10]1956年9月同意大利代表团谈话时还曾批评苏联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是犯错误的根源.”[11]

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开始重提阶级斗争了.1957年在整风鸣放中,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引起了我们党特别是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新的认识和思考,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时重新加进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2]在八届三次会议上又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3]由于革命战争年代就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就使具有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的党的最高领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成了全党和全国的观点和看法.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国内主要矛盾的主张,正式接受了的有关阶级斗争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斗争、“反右倾”运动就是在我党认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发动的.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党更加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最终胜利,也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彻底消灭阶级进到共产主义.于是便开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做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4].此后,多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它规定着其它矛盾的的存在发展,并在各方面都发生作用和影响.1963年3月他在天津会议上说：“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15]1964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16] “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掀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她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在极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局面.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使她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中国共产

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她一定能以巨大的勇气,非凡的睿智,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推进自身变革,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全面完成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真正转变,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