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文学”

在博士文的后记里,我曾将最后的致谢,献给故乡消失的图书馆.高中三年,我在这座常常只有我一个读者的图书馆里,与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相遇.回忆起来,有两个场景反复浮现,一个是站在图书馆小得只能伸进去一条胳膊的窗口前,紧张地等待着管理员帮我找着《大卫•,科波菲尔》的下册,自己在不安中清楚地听到了心跳声.另一个场景,是高三的某个晚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在细雨中匆匆地经过一家商场,恍惚的瞬间,看到商场的橱窗下蜷缩在破烂棉大衣里的流浪汉.那一刻我默念起不知道在哪里记下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句子,“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受苦,他就是我的兄弟”.

回想起来,从故乡消失了的图书馆开始,我决心以文学为志业.现在看来,往昔的一切或许带着十几岁的年龄常见的浅薄、夸张、自以为是的使命感,以及天真的英雄主义.但愿这一切以更加坚实的方式沉淀下来,无如何,在获得博士学位、名校教职后,近乎奢侈地,有可能基于理想而生活,对于当年在图书馆门前紧张地徘徊与在细雨中带着愤怒穿行的高中生,也多少有了一份交代.

然而,就像“革命的第二天”不忍追问,往昔文学所赋予的“意义感”,坦率地讲,正变得越来越微弱.如果“文学”仅仅成为体制内的空洞能指,像灰尘般无力且自欺欺人地弥散循环,那么超市比图书馆更能给我安慰,那种生活世俗,然而及物.由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打通自己的“专业”与“生活”的可能性,这或是矫情地对于戏剧感的迷恋,或是对于狄更斯温暖的雾中伦敦,对于雨果的革命巴黎,终究无法忘却.

感谢书房外正在发生的一切,真切地和这个时代――尤其是“上海”――遭遇,高度戏剧性的甚或充满荒诞色彩的当代生活,激活了大学十年的文学与理资源,最值得“细读”的巨作,是以后现代式的想象力酷烈展开的当代中国.由此,我将自己现在乃至未来的研究工作,概括为“改革”时代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从路遥到郭敬明――都是“改革文学”,真正有效的批评,是以文学分析的方式真切阐释“中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新批评”+“福柯”,以我热爱的“细读”为基础,重新理解当代中国“主体”的治理技术,这套“主体”与“权力”的复杂纠缠,必然在这样或那样的叙述中显影.文学批评的意义感或正基于此,通过“形式分析”抵达“历史分析”,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身处于“改革”这又一个“大时代”,诚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