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召唤结构加速“谣言”传播

摘 要：在对“谣言”进行分析时,不少学者都选择分析谣言的程式化进程,以及谣言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但缺少对谣言传播的动力分析.本文将从传播心理学出发,通过对“脱离传统秩序后个体的状态”、“群体对个体强大召唤力”、“群体召唤结构下个体思维方式的转变”三个维度的分析,试图分析“谣言传播的动力因素” ,以期提升在校大学生在认知与抵御“谣言”方面的媒介素养的实效性研究.

关 键 词 ：群体；个体；召唤结构；动力机制；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8-0053-02

关于“谣言”,奥尔波特和波斯曼认为“谣言是一个与当时事件相关联的命题,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一般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1]”而后许多专家学者撰文并结合“谣言事件”,分析“谣言”的萌芽、发酵、信息激增、信息衰减,或者分析“传受”二者关系,以期待揭示“谣言”传播的奥秘.对“谣言”进行分析研究,除了对其传播渠道、路径进行分析之外,多数研究者都对传播过程中的最大参与者与传播结果的最大影响者进行“受众”分析.从早期系统研究传播效果的“魔弹论”到随着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传播流研究”,“魔弹论”均遭到许多学者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播过程中,“谣言”不断“召唤”受众相信“事实”,受众也在谣言的“召唤”下接受“谣言”信息,并成为“谣言”传播的助推器.因此,在维护高校学生的安全稳定方面,尤其是对“谣言”的认知与抵御方面,对于“谣言”传播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亦有助于加强高校德育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群体召唤下“个体”与“群体”分离

1.群体召唤下个体的分离个体的“我”在与他人交流、沟通时产生“传播”.“重要的航行、贸易和科学分离了人类社会的单个原子——那些有思想、有情感的单个生物——以后,人们活动的视角便成了‘我’.[2]”个体“我”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群体的有形或无形的法规,对自我思想言行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随着自我空间的膨胀,个体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种族正是通过获得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才使自身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摆脱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3]”

“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后,实现了对“权利”的分配.这里的“权利”是指接触到“信息源”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舆论领袖的权利.对于“谣言”产生而言,更多的是“信息传播者”无意识的行为,即使有意识,当时也未能想到自我的传播行为,可能对事件产生重大影响.

2.“群体召唤”下受众自由权限的提升.霍布斯认为,“自由”本指运动的事物没有外界的障碍；就人而言,自由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 [4].而“群体”强大的召唤力量,点燃了人们心中“沉默的种子”,唤醒了表达自由的.此时人们便不甘于作为“受众”,表达欲的膨胀最终衍变为自身行动的动力.在封建时期由于个体权的限制,民众认为偶然出现的事件（谣言）就是事实,促使民众中的“谣言”转化为行动.元朝至正二十七年,太原发生大地震等当时人们相信,震灾是兵灾的先兆等次年,朱元璋的军队攻陷太原[5].随后民众更加相信“震灾后必有兵灾”,此后但凡发生地震便有百姓大规模的迁徙.在网络社会日益发达的今天,个体无疑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钓鱼岛问题”愈演愈烈的时候,某专栏作家9月14日凌晨1时到2时,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向30余万关注者发出21条带有反讽、戏谑色彩的微博等呼吁声称爱国的中国人尽快效仿,将自己家的日货,从相机到汽车,全部毁弃.[6]”随后该微博被众多网友大量评论、转发,无形中他便成为“意见领袖”,如若我们不检测思索随性转发,使得像这类别有用心的煽动性的言论广泛流行,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发酵,推动“打砸事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古代,执政者介的发声,一般人很难接近“信息源”.而在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除了“意见领袖”对“谣言”有着重大影响外.个体乐于凭借现代传播通讯,通过传播通道发表自己的言论与看法.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到“谣言”传播活动,显然因为这些脱离了“家庭”（群体）的个体加速了谣言的传播.高校研究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辨别“谣言”真伪的能力,但是由于其处于新媒体信息通讯的包围之中,缺少相对的信息“约束力”,面对“谣言”出于学生本无恶意的信息传递,也会无意地加速谣言的传播.因而,为避免“谣言”的甚嚣尘上,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生在阅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