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上调60亿～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与各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各地上缴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1961年11月23日《关于抓紧完成第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面临断粮的危险.

1961年11月12日晚,根据关于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的提议,决定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过去几年的工作总结一下.会议搞10天,大会套小会.11月16日,下发会议通知,其中要求“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参加会议.

安徽省蚌埠市属于中等城市,马骞时任蚌埠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分管工业,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大跃进”以来,由于安徽省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全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病、饿、逃、荒、死的问题十分严重.

马骞任职的蚌埠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8年开始下降,至1961年的4年间,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过去的万人以上降至5457人,死亡人数由过去的每年2000多人上升到4000多人.1960年总死亡人数10746人,死亡率高达25.81‰.这一年安徽死亡率高达68.6‰,名列全国第一.（《安徽省志――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蚌埠地区凤阳县是马骞的老家,全县人口总数1958年370710人；1959年364136人；1960年306543人；1961年291958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了78752人.（《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蚌埠地区定远县老瞿村,1959年春,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供粮0.6公斤；到5月降为0.25公斤；到11月降为0.1公斤；到年底食堂因断粮而停伙53天,全村198人中有101人饿死.（陈意新著《困难时期安徽农民的生存问题》）

马骞的哥哥和弟弟饿得没办法,到蚌埠找马骞讨口饭吃.下了火车,兄弟俩饿得走不动,只好拦了辆黄包车.然而这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哥哥刚到家就咽气了.

马骞老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姓杨,村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驴子”,此人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表现极其蛮横.到老百姓家里搜粮食,用的探条在地上捅,一点点粮食都能搜出来.农民的锅灶被全部扒掉,食堂又吃不饱,有些农民实在饿得扛不住,在家里煮点瓜菜充饥.“杨驴子”晚上在山坡上望,看见哪家生火冒烟,马上带村干部过去检查,没收粮食和锅碗瓢勺.

马骞给弟弟送了一个兔子笼,里面有一个隔层,藏了几斤粮食,实在饿得受不了时煮点稀饭充饥,幸好没有被抓住.后来马骞又想方设法从蚌埠市豆制品厂搞到一些豆腐渣,用船送到凤阳县,准备送给家乡的饥民吃,县领导却打肿脸充胖子说,粮食都吃不完,豆腐渣给谁吃?没办法只好又运回来.

蚌埠市区的情况要比农村好得多,职工每人每月口粮标准27斤,规定要向灾区捐献3斤,实际供应24斤,而且还要搭配一半粗杂粮,妇女、儿童和老人相应减少.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马骞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

从1959年开始,和监委陆续收到大量关于安徽饿死人的人民来信.1960年11月,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率检查组来安徽调查饿死人的问题,他深入到凤阳县,了解和掌握了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此大为不满,指使安徽省委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行署专员单劲之告反状,联名给发了《王维纲到凤阳调查非正常死亡》的电报.接到电报后,通知调查组回京.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监委召开常委会,听取赴安徽检查组的汇报.列席会议的曾庆梅、单劲之受到严肃批评.尽管如此,曾希圣仍然坚持认为检查组反映的情况不实,极力息,掩盖饿死人的真相,安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页）

马骞1940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安徽工作,曾任乡长、区长、县长、皖北淮河航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他知道农村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并对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而焦虑.为此,他对召开的这个会议充满了希望.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以省（包括各部和解放军）为单位共分35个大组,以地（市）为单位共分400多个小组.从1月11日至26日,大会以大组或小组为单位,围绕刘少奇代表做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总结本地区“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曾希圣要各小组组长在讨论时“引导和把握代表们的发言”.在这种引导和把握下,“直到十七号大家未讨论出什么问题”.各小组发言整理上报后,曾希圣又到小组会上说：“你们要提意见啊,大会简报上一点看不到我们安徽的消息不好啊!”很多同志气愤地说：“横竖我们是属顺风牌的,你说东风就是东风,你说西风就是西风.这样一来,越讨论越松劲.”

眼看会议就要结束,马骞心里十分着急,他萌生了给写信反映安徽问题的念头.但是,安徽省反、反右倾斗争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马骞心中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封信写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马骞心中没有底.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骞横下一条心,就是坐20年大牢也要向如实反映情况.会议期间两人住一个房间,写信不能让人知道,他只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

马骞的信是写给“并敬爱的主席”,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安徽问题很多,盖子没有揭开,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都严重存在着,并已发展到根深蒂固.不把这些问题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马骞在信中提了两条建议：“我也考虑这么多负责人长期在京开会,家里工作是会受影响的.我提两个办法：一是谁省先解决问题就先回去,我们留下继续搞；二是按时结束回去,派负责同志到我们省去掌握搞,把问题彻底解决.”

马骞在信中最后希望“我意见我这信不要转给我们省委同志看,因他们作风还未转变前,我还不相信他们对人不打击报复的”.

为了引起的重视,马骞在检举信的最后署上了自己的姓名,1月25日把信寄出.

1月27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会议,刘少奇做口头报告.刘少奇说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其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胡绳事后回忆：“刘少奇在台上讲,不断插话,我就担心主席是否能够接受.”

刘少奇讲话之后,宣布：大会准备在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从28日到30日,3天的时间,拿出一天到一天半来,由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一讲,其他时间分组讨论.这时,马骞的检举信已经寄出3天,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这次没有希望了.

变局发生在1月29日下午,林彪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后,出人意料地宣布：“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等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听了的讲话,马骞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检举信起了作用.

讲话后,会议转入“出气会”阶段.当晚各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

1月30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曾希圣：“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马骞的检举信与改变七千人大会原定的议程,决定延长会期,召开“出气会”究竟有什么关系?

2002年9月23日,李葆华告诉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1962年,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快要闭幕的时候,收到两封匿名信,一封是安徽的,另一封是四川的.决定将会议延长.”李葆华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出气会”阶段陪同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的回忆应该是权威和准确的.（《李葆华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08页）

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在《变局》一书中写道：“在一月底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不让人讲话等这几封信是使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马骞的检举信符合“要解决问题”的想法.

近几年民间研究成果披露,七千人大会期间,至少有3个人给写了检举信：一是马骞,他曾多次告诉儿子马方晨,自己在检举信上署的是真名,寄信的时间是1月25日.二是明朗,当时任四川省梁平县委第一书记,他在信上署名“一个四川干部”,落款时间1962年1月,此信1月25日收到.三是东北“一个厂子的行政负责干部”,他在信上署名“党内胆小者”,此信2月5日收到.

1月30日晚,刘少奇和监委副书记钱瑛、李葆华等人第一次来到安徽代表团驻地――北京友谊宾馆,在健身房召开安徽大组会议.刘少奇上来就说：“这次会议上反映出两方面情况：一种是不让人家讲话,一种是不敢讲话.用眼色、语气、态度不让人家讲话是很恶劣的,要充分发扬,有气出气,不要有话不讲,气出完了就好,在北京把气出完,回去就舒畅等在座的有一个同志给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带来.他说他抱着一肚子希望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没有出完.”

刘少奇接着说：“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在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62年1月30日晚）

刘少奇把安徽有人给写检举信的事捅开了,后来又当着与会代表的面把检举信交给省委4位领导传阅.马骞看到这一幕后很紧张,散会后他找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摸底：“信是谁写的?”李任之回答：“不清楚,落款是‘一名员’.”马骞听后心中稍安,原来已将检举信印成铅印件,落款处隐去了他的姓名.

七千人大会前,通过人民来信,监委调查,领导干部实名,等途径,知道安徽的问题很严重,但是不见底.这次刘少奇下决心查清安徽的问题,他分别找省、地、市的领导同志谈话,宣布一条纪律：饿死人瞒报一例,一律开除党籍.刘少奇叫秘书打找各市、县委书记,一个个核对当地到底饿死多少人.有的书记不知道真实数字,刘少奇就让他们现场打回去问.有的怕担责任,层层少报,刘少奇火了：“不说实话就毙你!”

军方高层支持刘少奇“揭盖子”,“出气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告诉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世焱：“你大胆讲,不要有顾虑,今后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调到其他省去.”

听了刘少奇、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动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在付出了几百万生命的代价后,安徽绝大多数地、县级领导打消思想顾虑,开始讲真话了,大会小会“揭盖子”,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杨尚昆时任主任,安排35个人每天到各大组搜集讨论情况.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少奇、恩来同志坐镇安徽、福建,这两省已经慢慢地展开了,向省委领导上初步提出些意见,还待深入.”

2月3日下午,刘少奇第二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曾希圣第一次作检查,刘少奇听了很不满意,他问与会者：“曾希圣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口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检测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检测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会议的气氛充满了味.（刘少奇在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62年2月3日下午）

2月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结束.采纳马骞的建议,把安徽代表团留下来“继续搞”.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时说：“有一封信（指马骞的检举信）,我们省委同志看了,认为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写的,因此想摸底是谁写的.内心虽然没打击报复之意（也不敢）,但戒备之意是有的.”

曾希圣检查说：“省内死了几百万人,我心情是沉痛的等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给安徽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带（戴）罪立功.”（曾希圣在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议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9日下午）

为了避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马骞经过慎重考虑,在会上当场写了一个字条,请人递给刘少奇,希望公开检举信是他写的.

刘少奇接到字条后当即宣布：“同志们,检举信是马骞同志写的,马骞同志请你站起来,和大家见见.”曾希圣尴尬地说：“马骞同志,谢谢你.”马方晨说：“这件事安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所有人都知道.”

2月9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参加安徽大组会议.他在通篇讲话中历数曾希圣的种种错误,态度之严厉,语言之尖锐,实属罕见.刘少奇最后宣布：“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把他调离安徽等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会后,又一次采纳马骞的建议,派钱瑛率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1962年4月,马骞调任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这一任命显然与他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写检举信有关.1995年9月,马骞在合肥病逝,享年79岁.

（作者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棉花品种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