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文士文学文化拓展宋代文学域境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文士的评价,是以其文学创作为参照的.这种做法虽无不妥,但视野稍嫌狭窄,因为文学从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精髓就是文化精神.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着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则对文化精神发挥着充实与完善的作用.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力量.这一特征,在宋代文士的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可见,从文化角度观照宋代（包括其他时期）文士的作为,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新路向.

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崔际银教授新著《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正是着眼于宋代文士与文学的特殊历史际遇,深入探讨了文士、文学与文化精神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笔者之见,本书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角新颖.该著的基本思路是：以宋代社会文人士子为主要对象,以文学作品为文本载体,以相关社会文化表征为重点标识,充分展示宋代文士在“重文”的时代氛围中,参与建构文化体制、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状况.这种将文士、文学与文化密切关联、超越文学达至文化的定位,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是颇具新见.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是学术研究的要义所在,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一般论者对宋朝采用的对外妥协政策,大多持否定态度.本书认为,就宋朝综合国力（政治、军事、经济等）而言,采用妥协退让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比之一味使用强硬手段（战争）,其整体效果为优.又如：在论述宋代文体创新时,作者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基础上,又提出“以赋为文”的见解.再如：“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作者认为,宋朝统治者既“抑武”又“抑文”.“抑武”的方式是“以文制武”（文人抑制武人）,“抑文”的方式是“以文制文”（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党争”实施）,从而达到了“安内”之目的.此外,将宋代学术特征概括为“轻章句而重义理”、“主儒学而融百家”、“遵规矩而倡活法”、“师传统而求创新”,也是极具新意的观点.书中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这对相关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三是征引信实.当今论述文化的著述,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玄虚空泛、华而不实之作.以至在很多人心目中,“文化”就是“虚化”的代名词.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本书一方面明确区分精神、制度、物质等文化类别,具体列举了宋代文士做出的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引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的原始材料,强化事件的真实性与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这些,通过书中分别论述宋代儒学（道学）建设、社会改革（变法）、文学运动,以及征引《宋史》、《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资料的丰富多样,便可得知.通过这些工作,本著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化得到了“落实”,其效果是良好的.

四是逻辑严密.本书关涉学科门类较多,其中既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门类的横向联系,又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作者将宋代社会文化状况、文士思想及其人生定位、文学创作三者有机地排序、整合在一起,使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除了在内容方面尽力做到融会贯通之外,本书的标题设置也颇具匠心.全书自“章”以下,列出了总数达二百余个、分为四个层级（章、节）标题,并且每一个标题都有名称.细密的标题设置,表现出作者对论题的理解程度与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全书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

通过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本书颇费了一番心思,使得创作主体（文士）、创作成果（文学作品）、创作目的（创新与弘扬文化）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达到了融合统一；也为宋代文学、宋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向、拓展出一片新的域境.

责任编辑：翟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