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建设理的理基础

摘 要：在中国合作制度中,参政党建设理论与执政党建设理论既有共同理论基础,也有自身的特殊之处.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参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是参政党建设的合法性来源,即人民理论；二是参政党建设的普遍性理论,即合作理论；三是参政党建设的特殊性理论,即参政党的功能作用.

关 键 词：参政党建设；理论基础；人民；合作

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在朝党、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是一对范畴,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其理论基础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等原则.在中国合作制度中,执政党和参政党是一对范畴,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共同遵循的政治准则.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有着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执政党负有指导和支持参政党建设的政治责任,执政党建设理论对参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参政党建设不能照搬执政党建设的模式,必须从自身的性质、地位、特点及自身的实际出发,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原理,又突出自身建设的特殊规律.具体而言,参政党建设理论的理论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参政党建设的合法性理论来源；二是参政党建设的普遍性理论基础；三是参政党建设的特殊性理论根据.

(一)人民理论

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是紧密相联的,国体决定政体和政党制度,政体和政党制度相配套共同体现国体的性质、反映国体的要求.人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内部实行；二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这两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人民理论既是中国执政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也是党派参政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因而成为参政党建设理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人民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同的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的具体形式是不相同的.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人民理论.从总体上说,人民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即新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前一阶段属于新主义国家学说,后一阶段则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学说.

中国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在最初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中,沿用了苏维埃的称号.1931年,在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的政权形态.“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召开瓦窑堡会议,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这时政权的基础不仅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包括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的人民的共和国,这时人民的理论初步形成了.在初步提出的人民的理论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的政权.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国内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突显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48年12月31日,针对美蒋反动派新的和谈阴谋,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民”的概念.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领导之下的、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联合政府.”［2］这里的“联合政府”不同于以往的“联合政府”的概念,而是已经实现领导权的政府.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诞生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的专题论文,系统地、完整地阐发了人民的理论,规定了人民的阶级基础,确定了人民的领导力量,确定了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等等,至此人民理论完整地形成了.

人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与革命统一战线的扩大紧密相连,与与各党派的合作密切相关.党派在长期革命过程中与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建设新中国进行奋斗,各党派及其成员始终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论人民》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从人民的内涵来看,人民具有联盟的性质.人民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此外,还包括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联盟.人民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联盟,这是实行合作的根本动因.

人民理论是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内涵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不同的时期,人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人民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即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理论的发展契合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需求,也为合作制度的社会基础的扩大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形势下,我国各党派所联系的阶层和群体也日益广泛,参政党在合作制度的架构下参政议政,反映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巩固人民的政权基础,也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合作理论

中国领导的合作制度形成于新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的合作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实行的制.在合作制度的架构中,与党派在政党关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国家政权中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运行方式上是团结合作、协商的关系.合作制度是参政党生存发展的制度基础,合作理论是参政党建设理论最基础的理论依据.

坚持的领导是我国合作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参政党建设的根本政治准则.在合作制度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对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接受的领导,是各党派做出的历史选择.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试图寻找救亡图存之路都失败了,中国也曾尝试过不同的政党制度,无论是民国初年的制还是国民党的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重任.中国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新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为基础的各党派,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愿望和要求政治的进步性.在中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逐步认识到新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中国走向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1948年各党派积极响应的“五一口号”,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领导的历史道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领导的合作制度,是与党派及中国人民共同做出的符合国情的历史抉择.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要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有利于先进性和执政能力的不断增强.

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发挥参政议政和监督的参政党功能,是我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作为非执政党的各党派,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而是参政党,是与执政的合作共事的亲密友党,各政党是以坚持的领导为根本政治原则的.在西方,各政党是在朝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是相互竞争相互取代的关系,通过竞争选举获得执政地位.中国的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本质,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西方的政党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利益,执政党通常主导和独占国家权力,并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反对党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进行反对,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2000年,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衡量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党派通过参政议政、监督等方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化,加强和改善的领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要求.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要有利于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实现人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政治协商是我国合作的重要内容,是实行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参政党参与国事的重要形式.合作制度框架下的政治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中国与各党派的协商；二是中国在人民政协同各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党派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中建言献策,对党和国家的决策和科学决策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要着眼于协商的健康运行,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的有序发展,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持续提升.

(三)参政党基本理论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文件）,在《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文件）的基础上,对党派作为参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基本问题,作出了更为完整的阐述.“在新世纪新阶段,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领导、同中国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党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5］《意见》关于参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基本问题的科学论断,为参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是参政党建设理论最直接的理论指针.

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要增强政党意识,发挥政党功能,体现政党价值.政党制度的实质就是政党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及由此而形成特定党际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党派作为参政党,是作为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组织.参政党“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政党,参政党要树立政党意识,明确参政党的定位及其所要担当的政治责任,在履行职能过程中突出自己的政党功能,不断增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参政党既具有政党的普遍性功能,也有其特殊性功能.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参政党社会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利益表达功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但也要看到,在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还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组织多样化、阶层结构复杂化的特点,各种群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更加明显,需要多种畅通的表达渠道.党派作为联系一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政党,具有表达所联系群体利益诉求的功能.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履行参政议政、监督职能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途径,能够有效地表达所联系群体的利益,有效地疏导和化解矛盾,有效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其二,政治资源聚合功能.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党派成员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素质较高、政治参与积极性也较高,是中国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宝贵资源.党派发挥自身联系广泛的优势,能够引导和影响所联系的群众,通过规范有序的政治参与方式将社会的各种政治资源加以整合,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上来,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输入性资源和信息,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化.

其三,政治社会化功能.中国是具有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强.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能够给公民提供政治实践的机会,培养公民积极理性参与的政治心态,提高公民的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主体保障.

其四,政治稳定功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间的交叉渗透,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也带来直接的影响.在国内,经济成分、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出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大量增多.同时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多元化利益主体的愿望需求需要得到表达.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可以维护社会稳定,也可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如果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参与的管道途径不能满足民众愿望表达的要求,累积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疏导,则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将会引发社会动荡.参政党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方式,使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表达有了合法的渠道,能够避免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参政党的政治参与,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意愿和诉求,使民众的意愿行为与政府的决策目标一致,避免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总之,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要体现参政党的性质,符合参政党的地位,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实现参政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