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大调整教授“洗澡”大学洗牌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销,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从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拐点：1952,院系大调整.

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写作”.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种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当时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上,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等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肃清美帝思想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后,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

1950年底,中国20所教会大学中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与美国的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比如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就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等

强烈的反弹情绪使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 要 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北京市委专门成立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为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

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组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

大批判之后,陆志韦的校长职务被撤,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语言学研究员.史学教授翁独健担任写作技巧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院系大调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年,这两个障碍都扫平了.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

1952年秋季,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留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销,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

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如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

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并非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

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摘自《文史参考》2012.11）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