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型大学本科生全球化能力和经历的比较

摘 要 ：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能力是今日大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也是世界发达国家推进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基于对中国南京大学与韩国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和比较,可以发现,两校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没有明显差异,而在全球化交往能力上,南京大学低年级本科生要显著强于首尔大学,但在高年级阶段,这种差异并不存在.而就全球化经历的比较来看,首尔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全球化学术经历和交往经历,要更加丰富和充裕.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并且全球化的交往经历会更显著地影响学生的两种全球化能力的发展.对于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在国家层面,应深刻考量“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在大学层面,应通过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来推进“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在学生层面,应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并鼓励学生参与到各种全球化经历之中.

关 键 词 ：全球化能力；全球化经历；南京大学；首尔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6-0098-12

收稿日期：2013-09-15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验的比较研究”（10YJC880086）；2012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创新人才培养与大学生学习的深度变革研究”（12JYC012）.

作者简介：吕林海（1977-）,男,江苏南京人,教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课程、教学与学习研究.

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的郑钟昊教授.

一、引言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人员、资本、知识、技术等的快速流动,正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村落.日益扁平化的社会环境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亟待改变,全球化素养已成为每个公民必备的时代通行证.美国学者R.本内特（R.Bent）曾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全球化素养的价值加以解析.他认为,全球化是所有经济组织必然面临的现实处境,而具有全球化素养的员工,则是任何一个经济组织兴盛与否的重要保证.本内特后续的微观研究更是证明,国际商务人员的文化智力、跨文化能力等,将决定该员工的国际贸易的绩效,进而影响其职场发展的长远成就[1].无独有偶,美国学者P.琼森（P.Johnson）的研究也发现,商务人员的个人民族主义倾向会对其国际商务的实际业绩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2].上述结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也通过肖芬等学者的研究获得了印证[3].此外,美国的《商业周刊》曾经对全美境内的跨国企业做过大型的调查,他们发现,由于跨文化管理或沟通不善而带来的全美经济损失年均高达25亿美金[4].其实,何止是经济领域,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武装冲突频发、恐怖暴力不断、犹在,和谐、宽容的国际政治秩序亟待重塑,友爱、理解的民族交往环境尚需巩固.对全球化的深刻理解和切实行动是塑造世界和平、促进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亨廷顿曾经警告说,“一个丧失全球化胸怀的国度,注定要被全球化时代所毁灭；一个不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公民,注定要被全球化环境所淘汰”[5].真是颇具见地的论断!

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社会组织,塑造公民的全球化素养,是当今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很多发达国家早已洞悉了大学所面临的这一挑战,并在制定的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比如,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年强力出台的《林肯计划》就明确提出,美国的各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要着力把美国的大学生培养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公民”[6]；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也于1996年提出了若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大建议,贯穿其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在激烈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竞争环境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理解、素养和能力,一流研究型大学须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7]；韩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达国家,也从本世纪初开始,连续发布“BK21计划”、“国际奖学金计划”、“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WCU计划）等一流大学的发展方案,强调要“提升顶尖大学的国际化氛围,培养出具有强烈国际意识、深厚全球化素养的全新韩国公民”[8].

反观中国,一些研究恰恰证明,国际化方面的落后,特别是国际化人才培养上的滞后,正是中国顶尖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突出差距之一[9].中国政府近几年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10].与此同时,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在内的中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也开始意识到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制度以加速推进本校的国际化进程.那么,就当前的发展而言,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的成效究竟如何?与国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生的全球化素养是否存在差距?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之路究竟该如何构划?这些问题亟待从研究的角度审慎地加以回应和解答.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韩国首尔大学作为比较的对象,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国家的整体背景来看,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但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又远高于中国.因此,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的相似性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就使得中韩大学之间更可比、也更值得比.第二,从大学的特点来看,韩国首尔大学的国际化历史较久、全球化程度较高、大学整体实力很强.因此,与首尔大学的比较,更有利于中国研究型大学寻找发展的坐标,定位发展的方向,获得更具操作性的借鉴与启示.第三,从研究的可行性来看,本研究的三位合作者中,一位具有较长的访韩经历,另一位是韩国首尔大学的在职教授,由此,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资料和信息都能方便地获取,研究的可行性得以保证. 二、研究的框架和问题

本研究涉及两个概念,即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经历.首先,我们来分析“全球化能力”.帕克（J.H.Park）认为,全球化能力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全球化认知,如国际通感、国际化管理和战略思维等；二是全球化情感,如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对不同种族人的态度等[11].帕克等又于2008年提出了全球化的商务能力（global business petency）概念,并认为全球化的商务知识（global business knowledge）、全球化的商务技术（global business technology）和全球化的商务态度（global business attitude）是其基本内涵[12].C.K.永（C.K.Yoon）等认为,全球化能力包含四个维度：外语能力、职业能力、对异质文化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13].T.J.申（T.J.Seong）则把全球化能力界定为国际化态度和超越本土思维局限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能力.随着“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的概念被英国伦敦商学院的厄利（C.Earley）教授首次提出,学术界开始更多地从跨文化理解、文化适应行为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能力的内涵.根据厄利的经典定义,文化智力包含三个要素：文化认知智力、文化动机智力和文化行为智力.厄利等认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智力的人能够在面对新的文化时知道做些什么,并能很好地行动及适应这一情境[14].托马斯（D.C.Thomas）等则把全球化能力直接看作是一种文化智力,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交互系统,这种交互系统是与文化的反思认知（cultural meta-analysis）联系在一起的[15].综上,学者们对全球化能力的理解,大致包含着两个共性维度,即认知、理解的能力和行动、交往的能力.这一两维划分的思路鲜明地体现在奥尔森（C.L.Olson）等对全球化能力的如下定义中,即,“全球化能力是指,在全球彼此依存的情境中,一种基于良好全球化意识和理解的有效沟通、交往的能力”[16].本文将从理解和交往这两个维度展开全球化能力的国际比较研究.

其次,对于“全球化经历”,学术界尚无相应的界定和研究.鉴于全球化经历是本科生求学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就读经历,我们尝试借助大学生就读经历的理论框架来建构相关的理解.阿斯汀（A.W.Astin）是大学生就读经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他的基本观点是,大学通过创建丰富的就读环境和学生学习经历,使学生获得各种能力的增值（value-added）,并且,这种增值状况也是评判大学卓越与否的最终标准[17].按照阿斯汀的观点,环境和经历是一个过程性变量,能力的增值是一个结果性变量；结果性变量的达成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程性变量的质量状况.阿斯汀进一步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性变量,学生就读经历主要包括课程修习的经历、师生交往的经历、同伴合作的经历、工作或的经历、研究的经历等多个方面[18].并且,这些就读经历可进一步被划分为学术性经历和非学术性经历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与课堂活动有关的经历,后者则指与课外交往活动有关的经历[19].根据上述的观点,我们认为,全球化经历亦可被划分为全球化学术经历和全球化交往经历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参加全球化方面的课程学习、参加全球化方面的学术讨论与讲座、参加全球化方面的会议并做报告等,后者包括与外国学生就课程学习进行交流、与外国学生通过社会活动进行交流、参加全球化主题的表演等.

最后,根据已有研究和概念框架,我们设计了如下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1）在全球化能力方面,南京大学的本科生与首尔大学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差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2）在全球化经历方面,南京大学的本科生与首尔大学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原因又是什么?（3）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什么样的经历会更显著地影响全球化能力的发展? 中韩之间在这种影响关系模型上是否存在差异?如何解释产生的差异?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及样本分布

本研究以南京大学和首尔大学作为案例对象.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文理综合发展,整体实力强劲.根据2012年QS大学排名,南京大学位列中国第6,全亚洲第28.近几年来,南京大学提出了“创建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口号,并着力推进“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专业教育独霸天下的局面,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培养学生的文化通感和全球意识.2011年,南京大学陈骏校长进一步强调了“国际化发展”是完善“三三制”改革的主要方面,并指出要在教师的国际化、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教材的国际化等方面加以深化,旨在“大力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全球观念,提高学生的国际化交流和合作的能力”[20].总之,国际化是南京大学当前的核心任务之一,培养学生的全球化素养正凝聚为南京大学的发展共识,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名第一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根据2012年QS大学排名,首尔大学位列亚洲第4,全球第37.首尔大学一直力倡全球化办学的理念,并将“培养在竞争不断增强的全球化环境中能够工作和生活的优秀公民,促进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的多样化、促进全球交流和开拓性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精神[21].凭借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首尔大学获誉为“韩民族最高学府”,且毕业生大都担任社会各界的领导要职[22].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同时辅以访谈调查法.南京大学的调查工作依托于该校所参加的SERU（Student Engagement in Research University）国际联盟项目①,并通过普查的方法进行数据搜集.所有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都成为问卷对象②.通过样本的筛选和整理,共获得有效样本4 065个.其中,低年级学生占31.9%,高年级占68.1%；男生占54.9%,女生占45.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8.4%,社会学科占20.3%,自然科学占29.6%,工程技术占28.1%,医学及农林学科占3.6%.对首尔大学来说,鉴于其尚未正式加入SERU联盟,研究者采取中等规模的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采集数据,并获得306个有效样本.其中,低年级学生占58.8%,高年级占41.2%；男生占35.9%,女生占64.1%；人文学科的学生占19.9%,社会学科占32.7%,自然科学占13.1%,工程技术占22.9%,医学及农林学科占11.4%.综合来看,两校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均大致符合各校自身的性别分布、学科分布,适宜进行后续的科学统计分析. 2. 调查题项及维度构成

课题组采用SERU调查工具中的“全球化技能与认知”的模块展开研究.该模块中的调查题项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全球化经历”和“全球化能力”.详细的题项构成情况可参见表1.

根据前文所述的全球化能力的两维构成,我们进一步对“全球化能力”的6个题项进行了因子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两校样本的KMO系数和Bartlett’s球面系数等都通过了适应性检验,说明进行因子分析是适宜的.表2进一步展示了对两个样本群体在6个题项上作因子斜交旋转后所生成的因子结构矩阵.

表2的因子矩阵印证了奥尔森对于全球化能力的交往、理解的两维度划分,即,因子一为“全球化交往能力”（包含a3、a4、a5、a6题项）,因子二为“全球化理解能力”（包含a1、a2题项）.并且,这两个因子可以累积解释的方差分别达到了69.577%和76.269%.

3. 调查过程及相关策略

南京大学作为SERU国际联盟的正式成员,于2011年底对全校二、三、四年级的所有本科生进行了普查.在数据搜集过程中,课题组特别地做了如下工作来提升数据回收的质量.一是问卷的翻译、修正和完善工作.我们共进行了4轮试测,并在试测的基础上反复修改题项表述,以增强问卷的文化适应性.二是进行了问卷填答的宣传和激励工作.我们通过各种媒介反复地大力宣传此次调查对于南京大学的发展和每个学生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设置了每周的答题活动（获奖率达到20%）,以激励本科生积极参与和认真答题.三是问卷回答的跟踪监控工作.我们设置了网络实时监控系统,以随时跟踪完成答题的情况,并据此来调整宣传和激励的措施.总体来看,南京大学的问卷调查进展顺利,样本回收率高,数据质量令人满意.

首尔大学的数据搜集工作于2012年初展开.鉴于首尔大学采用SERU英文原版问卷进行调查,因此,文化适应性和语言转换的问题自然就不会存在.但另外两个问题仍需解决,即,抽样调查所带来的样本代表性问题和抽样群体的答题态度问题.为此,课题组做了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工作.第一,课题组按照首尔大学全体本科生的性别分布、学科专业分布、年级分布,按比例严格地随机抽取了306名本科生作为样本,以此来保证统计结论对于总体的可代表性.第二,在回答问卷之前,样本学生被告知此次调查对于学校和个人所具备的重要意义,并被支付每人1万韩元的答题费（折合人民币约57元）,以增强答题者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发现,306名本科生全部递交了有效问卷,且问卷的数据质量很高.

四、研究结论

1. 全球化能力的差异比较

根据前文的概念框架和因子分析结果,课题组从全球化理解能力和全球化交往能力两个方面进行两校之间的全球化能力之比较.由于中韩两国的样本都比较大（南京大学的样本尤为巨大）,差异比较很容易达到显著性,因此,本文引入了“差异尺度”（Cohen’d）来进一步度量“两个样本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按照通行的评判标准,Cohen’d小于0.2,就表明差异较小；Cohen’d介于0.2与0.5之间,就表明差异中等；Cohen’d大于0.5,就表明差异较大.

由表3可见,无论是低年级,还是高年级,两校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从具体的分值来看,两校的得分无一达到3.50的中间值.这就表明,作为东亚两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两校学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整体上都还偏低,进一步改进、提升和加强的空间还比较大.

如果说全球化理解能力反映的是主体在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理解和思维,那么,全球化交往能力强调的则是主体在行为层面所具有的意愿和技能.

从表4可见,在总体上,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显著地比首尔大学的本科生具备更好的全球化交往能力,且差异达到了0.24的中等尺度.进一步比较可见,两校学生的差异仅存在于低年级阶段,高年级阶段的差异性并不显著.据此,我们似可得出如下的检测设,即,首尔大学本科生交往能力的显著提升很可能得益于首尔大学为学生创造的更丰富的全球化交往氛围、机会与环境.这个检测设是否属实,有待下文的进一步确证.

还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相比于韩国在国家层面的高度现代化和国际化,韩国大学新生具备的全球化交往能力却明显薄弱呢?我们认为,韩国国民整体的、强烈的民族化性格很可能是主要的诱因.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民众心理的保守性特征本就比较明显.而屡遭大国欺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历史,在塑造韩民族“忧患意识”与“自立精神”的同时,也带来了韩国人对外来势力的一种戒备心理和排斥意识[23].因此,这也就造成了韩国普通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深层交往意向和交往行为,要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现状.

2. 全球化经历的差异比较

表5的数据基本印证了前文的判断,即,相较于南京大学,首尔大学的本科生在全球化经历上要更加丰富,而这种丰富的经历自然有助于首尔大学本科生全球化能力（特别是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快速提升.

进一步分析可见,两校学生在“交往经历”上的差异更为显著.在c1、c2、c3、这四个题项上,有过全球化交往经历的首尔大学学生的比例都要比南京大学高出20%以上.通过访谈,我们认为,首尔大学以下几个针对性举措对学生全球化交往能力的提升颇具效果.首先,通过高额奖学金和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全力吸引外国优秀学生来校学习,以提升大学的国际化氛围和全球竞争力.截至目前,首尔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全部学生人数的9%以上,且这一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上升.第二,为了快速提升本土学生的全球化素养,首尔大学还特别推出了本土学生与外国学生“配对式学业互助”的举措.具体的做法是,本土学生可以申请对某个外国新生进行一学期的学业帮助和语言帮助,累积达到一定的互动时间且帮助成效明显,则校方承认该学生修读了一门全球化课程,并授予1个学分.这一举措收效很好,响应者甚众.第三,首尔大学还设置了大量的检测期国际交换项目、国际交流项目等来供学生选择和申请,以帮助学生形成全球视野、提升交往能力.据首尔大学国际协力本部（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提供的信息,仅2012年,首尔大学在支持学生国际交流和交换上所投入的经费总额折算为人民币达到了2 000万元.这种充裕的经费支持,既减轻了参与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增大了受益学生的覆盖面,更显示了首尔大学在推动大学国际化上所作出的切实努力.第四,首尔大学还设置了面向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协会,这些协会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活动通常采取一对一交谈的方式展开.每次活动开始之前,韩国学生可以事先报名登记,表明交流的主题和想法,然后协会据此选择一名外国学生作为谈话对象,并在交流会当天安排双方见面和交流.这个活动增强了韩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的联系和友谊,加深了学生彼此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大获学生推崇. 此外,在全球化学术经历这个维度上,我们发现,“全球化课程的修读”和“全球化证书的获得”是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差距较大的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这既与首尔大学大量开设以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为主题的区域性课程、全球化课程有关,也与首尔大学本科生具有对其他国家的较强的关注意识有关.

3. 全球化能力与全球化经历的关系

为了探析全球化能力与全球化经历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对两校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聚类分析,以从总体上把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更加深入地剖析具体的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

纳入到聚类分析中的是“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经历”两个维度.其中,“全球化能力”是两个连续性变量,“全球化经历”是包括“全球化学术经历”、“全球化交往经历”在内的10个二项分类变量.此外,“就读期间参加过正式国际项目”也是一种全球化经历,因此亦被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纳入本文的研究之中.本研究选择了Two-Step聚类方法展开分析,原因有三：第一,Two-Step方法特别适合大样本的数据集,这与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库特征非常吻合；第二,Two-Step方法是唯一能够同时处理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的聚类分析方法,这也符合本研究变量类型的构成状况；第三,Two-Step方法可以自动决定最佳的聚类数,特别适合进行一种探索性分析,这也符合本研究所面临的前人研究匮乏、聚类数目无法确知的现实处境.综上可见,相比较于K-Means聚类和Hierarchical聚类,Two-Step聚类更适合本文的研究.

表6的数据结果清楚地表明,无论是首尔大学样本,还是南京大学样本,都可清晰地划分为如下两个子群体：一个是全球化能力较低、全球化经历比较缺乏的群体（即聚类一）,另一个是全球化能力较高、全球化经历比较充裕的群体（即聚类二）.样本数据还显示,相比于全球化学术经历,高能力组与低能力组在全球化交往经历上的差距更加明显.这似乎可以生成如下的检测设,即,全球化交往经历会对学生的全球化能力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一检测设是否成立?两种类型的全球化经历究竟怎样影响全球化能力?中韩两国样本在影响的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聚类分析无法完成,而这就构成了下文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为了尽可能避免专业、年级、性别、家庭经济背景以及生源地等因素所产生的干扰性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试图解析出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更清晰、更纯粹的影响关系.我们首先制作了散点图进行观察,随后又对自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残差ei的正态分布性、方差齐性等进行了一一检验.总体来看,回归分析所要求满足的条件都能够达到,说明可以进行后续的线性回归分析.在表7的四个模型中,回归模型Ⅰ展示的是各个因素对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影响,回归模型Ⅱ展示的是各个因素对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影响.所构建的各个模型都能解释超过20%的方差.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影响因素而言（即回归模型Ⅰ）,两个样本所具有的相同点是,男生比女生,人文、社会专业的学生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专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全球化理解能力；参加有关全球化主题的讲座、讨论、培训、会议的经历（b4）,和外国学生通过社会活动作交流（c2）,参加国际化为主题的表演（）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学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发展.而两个样本所具有的不同点是,生源地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南京大学本科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而家庭经济背景则是影响首尔大学本科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重要因素；是否注册以全球化问题为重点的课程（b1）、是否和外国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交流（c1）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南京大学本科生的全球化理解能力,但这些因素都不会对首尔大学本科生产生影响.对上述的中韩差异,我们试做如下解析：首先,从家庭背景特征来看,当前中国的富裕阶层很多都不是文化知识阶层与专业技术阶层,这些富裕家庭未必比中低收入家庭更能认识到全球化的价值与意义,因之,来自这两种类型家庭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全球化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反观韩国,因其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更高、对技术创新的依赖性更强,这就导致富裕家庭往往更多地来自社会的文化知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进而决定了这些家庭的孩子更能理解全球化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从生源地因素来看,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大,相比于农村,城市的孩子在全球化信息的接触、全球化环境的感受、全球化人群的交往上都要更占优势,这就导致来自城市的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要更强于来自农村的本科生；与中国相比,韩国地域狭小且科技发达,农村和城市彼此相连,城乡差异相对来说不明显,这就自然地导致生源地因素不是影响韩国学生全球化理解能力的主要因素.再次,从全球化经历的特征来看,因为南京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全球化经历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有限的全球化经历都会倍加珍惜和全力投入,这自然导致相对更多的经历变量都会显著地影响全球化理解能力的发展；而对首尔大学的本科生来说,在丰富的学生经历中,各种直接性的交往活动,而不是课程类活动似乎更能促进学生理解能力的发展,这就表明各种直接性的全球交往活动,对韩国学生更具吸引力,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也更大.

第二,就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影响因素而言,两校样本的回归模型基本相同.所有的全球化交往经历（c1、c2、c3、）以及注册以全球化问题为重点的课程（b1）、获得全球化问题的证书（b2）、参加有关全球化主题的讲座、讨论、培训、会议（b4）等,都会显著地影响两校本科生全球化交往能力的发展.与前文一致的是,生源地状况显著地影响中国学生的全球化交往能力,而对韩国学生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参加过国际学生交换项目、在相关会议上做过报告或类似活动等并不影响韩国学生的全球化交往能力,但对中国学生却影响显著.这仍可能与首尔大学学生的经历更丰富、南京大学学生的经历更匮乏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三,就整体而言,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各种背景变量的基础上,影响中韩两国学生全球化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全球化交往经历.特别是,与国外学生通过社会活动进行交流、参与国际化为主题的表演等各种课堂外的非学术性的交往经历,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影响更大.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大学生是一个朝气勃发、兴趣多样的青年群体,大学所带给他们的是丰富多样的体验和经历,除了课程、课业的学术性活动之外,丰富的课外交往经历、活动经历更符合这个年轻群体本真的生命诉求,也更能激发他们的参与兴趣和热情,并更有助于他们在全身心地投入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发展. 五、讨论与建议

基于前文的调研结果,我们试图从国家层面、大学层面和学生层面对如何更好地促进本科生全球化能力的发展做一些拓展性的讨论和分析.

1. 国家层面：将“全球化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高等教育界在谈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个话题时,更多地会提及学生流动、课程引进、教师交流、科研合作等诸多方面,但唯独忽视了牵引上述方面的核心主线——培养全球化人才（即具有全球化素养的人才,下文同）,这条核心主线亦是发达国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动因.加拿大著名学者、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简·奈特（J.Knight）,曾于2005年主持一项全球性的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型调查.对全球102个国家的大学协会以及3 057所大学都被发放了问卷,询问其展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动因.调查结果清晰表明,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大学层面,学生的国际化知识和跨文化理解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得以推进的第一动因.而进一步的地区差异、国家差异分析更表明,亚太地区、北美地区、欧洲地区以及人文发展指数高的国家（基本上均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国家）,都把增进学生的国际化知识和跨文化理解,培养全球化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24].而韩国教育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认识到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指定韩国国际教育委员会（The Kore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从1992年开始,每年在首尔大学召开国家战略层面的全球化教育论坛,探讨大学如何通过推进国际化来加快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在1994年的论坛上,韩国学术界发出了“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时代强音,并特别强调,“我们韩国国民应当克服保守、孤立的倾向,应当培养一种如下的能力,即能够理解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能够领悟其他民族和文化,能够灵活地应对全球的各种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通过韩国的国家人力资本的塑造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也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大我们韩国的竞争实力”[25].再看中韩的共同近邻日本,他们也同样把培养全球化人才放在了大学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层面加以考量.例如,日本中教审于1965出台名为《所期望的人》的咨询报告,就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并倡导“培养出放眼世界、充分应付世界复杂形势的通用的日本人”[26]；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更加突出了这一思想,并提出了“一流大学要培养出对各国文化和传统都能深刻理解的出色日本人”的战略口号[27].由此,我们认为,世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人才培养上的战略定位和长期关注,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加以审思和借鉴.

2. 大学层面：通过资金和政策来推进“全球化人才培养”

大学是培养全球化人才的重要载体,它为身处其中的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浸润性的全球化学习氛围与成长环境.本次调研充分表明,在学生全球化经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首尔大学更胜一筹,并且,首尔大学本科生在全球化能力的进步幅度上亦更加明显.这一比较结果与首尔大学在大学国际化方面的强大资金投入和有效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其有针对性的扶持举措包括：第一,大力推进本校学生的海外交换或交流,尽可能保证全校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海外交换和交流的机会,这是首尔大学投入力度最大的举措.第二,大力引入国外教授（特别是海外著名教授）来首尔大学担任教职,也是首尔大学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一个重要措施.据统计,外籍教师的比例目前已经超过了全校在职教师总数的5%以上.第三,全力推动课程的国际化,特别是对全英文授课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据统计,目前,该校共开设了约800门全英文课程,特别是在经营学院、国际大学院等院系中,英文授课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第四,全力推进教师的国际化背景,特别是引进海外顶尖大学的博士来校担任教师.目前该校90%以上的在职教师具有海外博士学位.第五,积极引入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支持海外学生来韩留学.目前,除了首尔大学自己的奖学金支持（主要是政府“留学韩国”的项目资金支持）之外,像乐天集团、SK集团、三星集团等大财团和其他的企业、基金会都为首尔大学的留学生投入大量的奖学金支持,每年吸引了超过1 200名的外国学生前来求学.

3. 学生层面：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并投身各种全球化活动

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时代使命.因此,培养自身的全球化意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建议,在学校的引导和支持下,每个本科生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切实的改进和行动.首先,应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在观念上深层地接纳全球化的理念和价值.仍以首尔大学为例.从踏入校门之始,首尔大学就着力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每个学生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首尔大学的本科生会形成对全球化理念的认同,并主动积极地投身到各种全球化活动之中.其次,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经历,特别是要重视并积极投身那些课外的、非学术性的全球化交往活动.美国学者约翰·塔戈（John Tagg）在《学习范式的大学》中指出：“大学为学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不仅仅指课堂活动,还包括课外活动,更是指所有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相互交织而成的学生经验之网”[28].由此可见,全球化的学术经历仅仅是为学生创造的全球化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非学术性的课堂外的交往活动其实充盈于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更加贴近学生、吸引学生,也会对学生全球化能力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就此,我们建议,在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之路上,中国研究型大学应当将视野从课程、师资、学术研究等学术化方面拓展到更大的非学术化范围之中,特别是要对以往常被忽视的大学生社团、大学生俱乐部、文化艺术活动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要有意识地将全球化元素纳入其中,并广泛动员、精心设计,促使更多的学生都能在亲身介入、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深刻领悟全球化的价值和意义,塑造更加深厚的全球化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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