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红帮”,不止于“红帮”

一到上海茂名南路淮海中路路口,目光很容易被国泰电影院北面那一排闪亮发光的玻璃墙吸引.一家接着一家,店名大多是复古字体的英文字母,直译过来便是“某某裁缝店”的名号.通透的橱窗里,除了往常服装店里应有的人体模特儿,还陈列着各式布料,摆着尺子、剪刀、针线等裁缝工具.店堂空旷,店员基本都操港式或者粤式普通话,若进去询价,基本上3000元到5000元便能西装、衬衫做上全套.总共十几家店面,便组成了上海有名的“西服写作一条街”,又称“中国的萨维尔街”.

然而,比起100年前“红帮”裁缝在上海滩鼎盛时期的场面,这条街还是差得太远.那时候,从虹口码头延伸开来,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到处都是本土西服商号,竞争之激烈,分为“三帮五派”：“三帮”之一便是“红帮”,“五派”则是“红帮”之内,按洋人客户的不同偏好和要求,各家长于不同版型风格,大略分为“罗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犹太派”和“海派”.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最繁华的商业街——俗称“大马路”的南京路上,拥挤着90多家西服裁缝店,当年全上海最有名的六家大商号尽数在内,统称“南六户”,其门面之气派,与其他占据不过一间门脸,甚或借客堂、过街楼营业的小店不可同日而语.以“南六户”字号之一“王兴昌”为例：三开间三层,一字排开,下店上场,店堂在一楼,办公室和作坊工厂在二、三楼,裁剪师分正副2人,手下裁缝10多个,加上其他职员可达20人.小店挂一块“某某洋服店”的牌子,大店的店名标牌上不仅中英文并列,且还有专门设计的Logo,英文字母排列得比中文汉字更显眼,店号后面谦逊地加上“裁缝”（Tailor）一词,显然符合的是西方人的认知习惯.

“在租界年代,外国人一讲到中国的裁缝,就会称‘Shanghai Tailor’,在外国人心目中,这是高品质的代号,是有别于其他地方——比如广东裁缝的.”西装写作店“W.W.Chan”创始人陈荣华之子陈家宁介绍道.

追溯起来,“W.W.Chan”正是如今茂名南路成为“写作一条街”的创始者.2006年它在此地开出内地第二家分店,随后便吸引了众多香港商人进驻,经营类似业务.因为随之而来的租金高涨,它一年前搬到了如今的新址,还是在茂名南路上,却是与国泰电影院北面那一串店面完全相反的方向,几乎往南已经到了路尽头,店面旁边是银行和公园,对面是一所学校,环境显得相当幽静.这样反而更符合店家的心思：有心人才寻得来,识货人正好相见.

“宁波本地穷困,生意在哪里人就往哪里跑.”陈家宁的父亲陈荣华当年正是这样,先去沪上学了“红帮”裁缝的手艺,又在解放前随着客户南迁而转移到香港.“去了香港,因为这里也是有很多老外做生意,西装的市场很好,但是本地裁缝的水平很一般,于是就纷纷打电报回宁波老家：出来出来,这里生意好.”陈家宁回忆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对内地来的“红帮”裁缝来说,是写作西装的黄金年代.“那时候客户来定西装,都不是一套一套地定,觉得相信你,喜欢你,你做得好,来个五套十套吧.冬天怎么办?再来件大衣吧.”客人送来的料子可以裁得紧些,也可以裁得松些,陈家宁还记得,“要是下手省,一年下来,多出来的面料,攒起来可以写一间楼”.

到70年代,“‘W.W.Chan’在香港,比它好的有没有?或者不说比它好,说排名,点上前几十名也不一定点到它.但现在,不仅在香港,在美国,在中国内地,一点就点到它,算是数一数二.为什么从那么后到那么靠前?因为当年红帮裁缝很兴旺,你有你的好处,他有他的好处,师傅很多,百花齐放,店面很多.但是到现在,很多店都变了性质.父亲死了,儿子不愿意做裁缝,改做别的行业,做裁缝一般不是大学生,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都是手艺为主”.陈家宁说.

裁缝这种手工活儿,不需要太多资本,主要靠手艺.红帮裁缝初到香港,一个包袱就可以带着所有执业家当,走街串巷接单,被称为“包袱铺老板”.“中国人做西装,原本就是跟老外学的,长处是手工很好.”然而手艺在传承过程中恰恰是最容易流失的,一旦没有人继续学继续做,再有名的字号也便泯灭了.另一方面,裁缝也是一个苦活儿累活儿.“当裁缝的人,都没有太多私生活,单子一来,交货期限摆着,就只能加班加点地做.因为做一件衣服上了手,心里要时刻想着这件衣服成品该是什么样子,一剪一裁、飞针走线都要集中注意力,不可能时时被打断,否则做出来的衣服就少了整体感,这样就免不了加班.”沪上有名的裁缝师傅翁金荣告诉我.他前半辈子做衣服,后半辈子当中国纺织大学的老师,经手过名流政要的西服套装礼服裙子无数.甚至还未真正拿起针线,只要一比画穿针引线的动作,他的眼神已经马上变得全神贯注起来.

按陈家宁的说法,一个裁缝,一天做活12小时,一个星期工作6天到6天半是常态,“没有那么多的工时,就不可能做出东西来”.“当年大家都很苦,一天8小时之外,还要打工,为了增加收入,都愿意苦干.相比之下,裁缝这行当能够提供很高的收入,工资可以达到普通白领的一倍.可是80年代之后,其他行业的工资渐渐追上来了,裁缝的工作强度还是那么强,渐渐就很难找到工人了.”

陈家宁15岁开始当学徒,那是1967年,正是香港这一行业逐渐开始衰落的时候.3年后,他被父亲送往美国读书,因为华人文化圈里裁缝说到底不过是靠手艺吃饭,并不受人尊敬.“其实这正是矛盾之处.”翁金荣说,“做一个好裁缝,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要懂各方面而不是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至少要懂人体结构学、纺织材料学、消费心理学、色彩学、社会公关学等等.”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会想到学科造诣一类的高深词汇,而只是笼统而抽象形容为“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陈家宁后面几十年兢兢业业,不断摸索而积攒出的手间眼底的感觉.“学徒三年,只是学个基本,后续才是关键.”在他的儿子陈风凡的印象中,父亲“20年来,每天早上10点开店,他就会提前半小时到店里,理面料,做准备工作,早点就吃麦当劳,每天都是同样,刻板,有规律,一成不变.给客户做衣服,量体、裁剪、试身到最后交货,他一定要从头跟到尾,生怕疏忽,不肯有丝毫放松”.

正因为做衣服做得拼命,从50年始,“W.W.Chan”就接下了国泰航空的单子,给飞行员做制服.“当时国泰航空是属于太古洋行的,我爸爸给太古洋行的几个老板做衣服,做得好,国泰航空也变成客户了.”陈家宁回忆道,“一开始只有两架飞机,两三个驾驶员,一人写作好几套.当时飞机还没有普及,算是高端消费,国内也没有飞行学校,所以驾驶员都是老外,身份比较高,制服的会比较贵.一做就做了好多年,一直做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个飞行员,一件大衣、一件上衣、一件衬衣、两条裤子,我记得基本上是1万多港元.当时的物价讲起来是天价,那是80年代.”

除了国泰航空的订单,“W.W.Chan”还逐渐形成了一年三次去美国,两次去英国和德国的海外写作流程.“‘红帮’裁缝的特性之一,就是很容易适应不同的版型款式要求,灵活性强.”陈家宁说.与此同时,他也积累了与不同国家的客户打交道的经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香港的美国游客很多,后来就是日本人、韩国人,近几年是我们中国人,基本上是哪个地区经济好,哪里的客户就多.”

“有一个单子最有趣.”陈风凡说,“那个客户在美国休斯敦还是亚特兰大来着,让我爷爷去.‘可是我那边没有客户’,我爷爷说.‘我叫你来你还担心客户.’那个人说.后来去了,住在那个人家里面,行程、接单安排全部是管家帮忙弄好,白天几个客人,晚上几个客人.那个客户的家里,衣帽间很宽大,邀请我爷爷进去,西服挂得整整齐齐好几排,从藏青到浅蓝,黑色到灰色,从深到浅排列,像彩虹一样,每个色系两三套,条纹、格子,每种花纹各一套,最后指着一排说：你们做的在这里,这是专属你们的特别系列（special collection）.”

“大概是老一代人的缘故,他们认准哪家裁缝店,就一直穿他们做的衣服,可能要占到他们70%的衣服比例.”陈风凡说,“有一次订单,我爷爷已经去世,我爸爸去接待,可是来的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原来他爸爸年纪已经太大,快要病逝,走不来了,这是他做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有人觉得穿我们的衣服好,自己的儿子到年龄了也要穿,也到我们这里来做.”

源源不断的订单不仅给“W.W.Chan”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收入,还迫使它不得不寻找手工足够熟练的工人.80年代,陈家宁曾经想来内地寻找裁缝师傅,然而,昔日“红帮”的声名虽在,人脉却早已断流.当年大部分红帮裁缝都随客户外流到了海外,留在国内的,一部分被政府收编,主要给领导人制衣,另一部分进入工厂流水线,做的是机械化成衣.“改革开放前,中间断得太多.一个是款式,一个是用料.”陈家宁说.款式自不用说,面料方面,西服用料早已更新换代了好几次.“红帮”最兴盛的时候,羊毛面料普遍还只用70支的,如今早已升级到了100支到120支,130、150支的高支面料也不少见.“数字越高,面料越细,原来粗面料的时候,做起来不容易出毛病,面料细了,难度就提高了,里衬、裁剪、缝法都要改进.固守原来的红帮工艺,肯定就不够用了.”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W.W.Chan”自己来培训工人,最先的工厂开在深圳,可是店面生意却并不成功,因为没有市场.“直到2000年前,中国人穿西装,还是更认品牌,愿意穿成衣,没有‘Bespoke’（写作）的概念,找裁缝做衣服等同于去社区街道里的小裁缝铺,觉得那样的衣服穿出来是土气的,没有品位的.”陈家宁说,“但是没有关系,当时培训工人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美国订单的制作问题,生产力是积攒下来了.”

2002年,“W.W.Chan”在上海开出了内地的第一家分店,地点在“丽兹卡尔顿”酒店广场,因为“这里的商业气候像个小唐人街”,而他们的目标客户主要是外国人.此时,陈家宁子承父业后,店名也改成了“W.W.Chan & Sons”.刚开店一年,就受到“非典”打击,坚持过这段危机后,发展可谓迅速,2006年就在茂名南路开了第二家分店.上门来写作的客户中,中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外国客户和中国客户的比例,从5比5,到4比6,最近马上要到3比7.”茂名南路驻店裁缝包师傅说,“来的我们中国人里面,年轻人多,第一次写作衣服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陈家宁看来是意料之外的.他说：“裁缝有两种,一种是生意,我多了5单做不完,找你帮忙,一个晚上交货,一套2000块钱,5套就是1万块,一晚到手,你要不要做?另一种是职业.我们只能生产这么多就是这么多,再开店,扩大一倍订单,同等水平的裁缝不会多,做不来就是做不来.在外国,好裁缝店也是一样的.你要做好衣服,东西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产量只能是很慢很慢提高的.现在上海的发展,已经快于我们的预计了.”

客户数量增加的同时,对于写作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以前我们接待的客户,主要是功能性写作,他们由于身材特殊,在外面写不到衣服.现在从功能性变到以审美为主了,不再是我必须穿西服出来我才来写西服,而是希望做一套真正符合自己身材,穿了好看的衣服.”陈风凡说,“男装的变化其实并不多,款式和剪裁不会有天翻地覆的区别,领子的形状、手巾袋的宽窄,讲究的可能就是两毫米到一毫米的事情.而很多师傅学的都是传统剪裁,不大愿意采用新式的版型,怕万一效果不好,责任要他承担怎么办.”

因此,陈风凡在店里担任的一个角色便是“造型顾问”.他出生于1982年,与“W.W.Chan & Sons”新增的国内客户的年纪十分相近,也容易沟通和理解对方的想法.事实上,回内地10年,“W.W.Chan & Sons”对手工细节的追求,已经得到了圈内的认可,接下来,如何让“W.W.Chan & Sons”做出的衣服更新潮,也是这家老店面临的挑战.陈风凡说,“现在的国内年轻人都很聪明,他们来做衣服前,会在网上查很多资料,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成衣品牌非常多,大家也会觉得,不同风格、不同品牌的衣服都想试一试,并不会像以前那样,只穿某一家的衣服”.对此,他表示：“我们的希望仍旧是,我们的衣服,他不会穿几次就不要了,那是沟通失败的结果,我们希望做的是客户会一直留着,不时拿出来穿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