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

摘 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和翻译跨学科研究的产物.本文主要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形成、发展、现状,这一理论所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创造性叛逆.

关 键 词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观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05-02

翻译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年轻学科,但其发展迅速,在经历了两次转向――“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后已日趋成熟并涉及到各个领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影响巨大,掀开了新的篇章,从此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延伸到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各个层面.“文化转向”使得学术界跨学科研究日益风行、蔚为壮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便是在这一“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译论.这一翻译理论因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众多新兴的翻译理论中显得十分醒目.但也因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和激进的理论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成为最具争议的翻译研究学派之一.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

20世纪70-80年代女性主义发展经历了第三次浪潮,产生了女性主义的不同流派: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也由最初的反抗男权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而如何对待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也被提上议程.对语言中大量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显性或隐性的歧视女性的成分,如history等于his + story,salean,mailman,mankind单词中以man涵盖,西方女性主义者再也不能容忍.20世纪70年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呼声是“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Simon,1996).

那么女性主义究竟是如何延伸到翻译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又有怎样的联系本文拟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从中世纪开始翻译一直是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有效途径.在男权统治的压迫下女性长期以来生活在社会文化的底层,被排斥在公共社会和学术领域之外,不被鼓励进行文学创作只被允许翻译,且题材仅限于宗教文本,女性的话语权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后来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挖掘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早期的女性译者在翻译宗教文本时并未按照传统翻译要求的那样完全“忠实”地进行翻译,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改变了宗教文献中的某些原意.尽管这些改动及其细微,但它反映了女性并不甘于父权制的压迫,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积极地对男权进行着反抗,表达自己对生活、社会、爱情、政治的看法.女性为翻译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翻译也逐渐成为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在19世纪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现代主义伟大作品中,有一半是女性翻译的.反奴隶制运动与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之间的也有着的密切联系.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也不足为奇.其次,翻译和女性在各自等级结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有着“同构”关系.《圣经》里上帝是先创造了男人,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是先有了男人后有女人,女性属于“第二性”,是“从属于他人的人”.而在翻译研究领域也是先有原作再有译作,原作对译作具有等级上的权威.无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努力地接近原文,译作也被认为是派生的,是“摹本”和“替代品,必然存在着缺陷.一部作品的成就也大都归功于原作者,而为作品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译者则被忽视,是不可见的.翻译与女性之间的这种“同构”关系使得人们将二者联系起来,把原作比喻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译作比喻为低劣的、派生的女性.在翻译话语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性别隐喻,其中最典型、最有名的莫过于法国散文诗开山鼻祖贝尔朗的“翻译好比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这个比喻构成了对女性和译者的双重歧视.可见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并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在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二者各自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加拿大女性主义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女性主义发端于此并逐渐走向成熟.介绍女性主义者作品和理论的专刊――《特色拉》(Tessera)的出版揭开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序幕.更多人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注意到翻译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开辟了全新的翻译研究领域.经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家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才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其中苏姗妮德劳特宾尼尔-哈乌尔德、谢丽西蒙(Sherry Simon) 、路易斯梵芙洛托(Luise von Flotow)三位对这一理论的发展贡献尤其突出.

1991年翻译家、女性主义者哈乌尔德出版了第一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专著《双语人:翻译――女性主义的再改写》(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ng as a Feminine Rewriting).哈乌尔德把人类语言划分为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并总结出人类社会的统治语言是男性的语言.在作为双语人的她看来社会“听的见”的声音都来自于男性,而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声音被局限在狭小的天地里,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语言.于是哈乌尔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即翻译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再改写,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时翻译者应该时刻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被看到.为了把女性的身影表现得更明确、更清楚,她还提出了对语言进行“性化处理”的观点,让语言女性化.在她出版专著五年后的1996年谢丽西蒙出版了她的女性主义翻译专著《翻译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和转换的政治性》(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ission).这本专著将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给这个新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领域的“Bible”.西蒙提出翻译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各种文本和社会性论文构成的临时性网络中意义创造和传播过过程的延续,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一种改写,这中改写意味着译者主观性的体现.西蒙认为翻译是文化创造和传递的主要方法,她的关注远远超过性别的问题且已经延伸到了在日益多样化、政治波动大、利益竞争强的社会条件下翻译角色和定义的变化.书中作者把性别问题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来,通过当代在性别问题方面的研究向人们表明了翻译作为一个操作性策略性很强、影响巨大而理论又尚未健全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和社区及国家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von Flotow,1996).而加拿大翻译家路易斯梵芙洛托出版的专著《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更是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这本书是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结晶,目的是要宣传一门位于性别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年轻学科.通过对历史上卓有成就的女翻译家的总结梵芙洛托提出对女性翻译有利的文化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时即已产生,这一运动使得性别问题进入到了学术讨论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对语言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梵芙洛托也是第一个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

有人说“翻译和女新的密切接触是暂时的”(Homel,1988),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近年来许多年轻的学术专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和研究翻译中遇到的性别问题,有些学者甚至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译者,认为自己的译文是性别标志创造者的新文本.然而与西方翻译研究相比,中国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则起步较晚,直至2002年我国翻译研究者才真正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翻译.虽然这几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多研究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以介绍和评介为主,并没有将性别同翻译实践与研究真正结合起来.当然也不乏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译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性别意识.朱虹教授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其翻译选才的标准是作者是女性、作品写女人,并且会特别选择一些明显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如陆星儿“女人的‘一样’和‘不一样’”.虽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我们相信女性主义将会进一步影响我国的翻译研究和实践.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艾斯皮卡(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在《文学社会》这本书中艾斯皮卡提出“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语言),翻译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性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皮卡,1987:137).女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性叛逆引起了翻译观念和思想上的一次革命.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奈达(Eugene Nida)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范式取代了语文学范式为人们带来了科学主义的翻译观,成为了翻译研究的主流.但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翻译的一元标准,强调语言的共性而忽视了差异性,其翻译观也“始终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也始终是对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追求”(吕俊,2001:9).传统翻译对原作和译作关系的这种二元对立阐释显然和女性主张的在翻译中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让世界看见和听见女人不相符.为了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延展女性话语权,女性主义翻译理研究者提出了以下观点: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而在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常采用的是梵芙洛托总结的干预性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对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此过程中需要译者介入文本、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ing)――在译者前言或者脚注中对原文意图进行解释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进行概括、劫持(hijacking)――

增补指译者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增补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增补策略的运用体现了女性译者对源语文本有意识的干预,并且这项策略主要用在翻译性别相关的语言表达.我们来看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of John里的一段话:

Jesus said to them,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who 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and he who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thirst等and him who es tome I will not cast out.

译文中的“he”以男性涵盖了.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是对女性歧视在语言中的表现,并对此提出了:上帝是博爱的,他的爱绝不是只施舍给男性,基督教也不知是男性的宗教.她们觉得有必要“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审视《圣经》原文,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并作出修正”(Flottow,1997:24)

女性主义翻译家Joann Haugerud在翻译时并没有照字面将原文的人称代词译为“he”,而是采用增补的方法将其改译成了涵盖的“anyone”和“those”,译文如下:

Jesus said to them,I am the bread of life, anyone who es to me shall not hunger,and anyone who believes in me shall never thirst等and those who e to me I shall not throw out.

前言与脚注是一般翻译也可能采用的方式,但女性主义者已经将其作为翻译的常规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意旨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其目的是凸显女性译者的身份.例如哈尔乌德(Hardwood)在其译者前言中明确宣称:“只要有我签名的翻译,就意味着在此篇翻译中运用了各种翻译策略以使得女性在语言中得以显现”.如果这种情况是以脚注的形式出现就是加写脚注.

在三种翻译策略中劫持是最富争议的一种方式.它是女性主义译者对原文中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观点的文本部分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加拿大魁北克几位女性主义作家合写了一个剧本,其中有一句话:Cesoir,J'entre dans histoire sans relever ma jupe.我们来比较两位异性译者不同的翻译:

男: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

女:This evening,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up my legs.

其中男性的译文只是译出了原文的表层含义,原文的深层含义――女性不以色相事权贵则没有表现出来.女性主义译者认为这种译法缺乏创造性,不足以体现女性遭受男性压迫和屈辱的悲壮心情.

四、结语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女性主义的不断深化发展使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得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翻译诗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这一翻译理论给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诉求平台,也给翻译实践带来了全新启迪,深化了翻译研究的课题,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女性主义翻译家们多年来的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投身于这一理论研究.但在肯定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理论从始至终都受到主流翻译研究家的批判,而翻译策略中的“劫持”颇遭人病诟.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实践尚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