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六十年翻译史

摘 要：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文章简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翻译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66年以前）,翻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新中国成立实践、理论同步进行.在第二阶段（1978年始）翻译实践规模宏大,成果累累,翻译理论日臻完善,吸收介绍了国外翻译理论.

关 键 词 ：中国；翻译；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201-02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社会变化.根据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化,笔者认为可以将翻译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

一、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前

建国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同其他行业一样,前进了一大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翻译数量大大增加.从建国后到“”前,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总印数不低于1亿册,大约平均每种书出版2万册.翻译的范围之广也是前所未有.几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不同流派的作家都有其代表作的中译本.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七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文学作品.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种重要著作不曾被我国翻译家译介过来,许多重要作家的多卷集也开始出版.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文学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同时像波斯的《鲁拜集》和阿拉伯文学的《一千零一夜》等部分作品也被翻译介绍过来.文化科技等方面,受苏联影响较大,中小学甚至大学的教学大纲及教材,都是从俄语翻译借鉴的.

第二,翻译组织建设得到发展.最早成立的翻译工作者组织,是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1949年6月19日,召开了该地发起人大会.1952年设立了斯大林著作翻译室；1953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从此全面系统地开展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编译工作.

第三,翻译理论研究得到发展.1950年7月1日,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后改名编译局）创刊了《翻译通报》月刊,1951年1月起公开发行.该刊的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沈志远在《发刊词》中语）,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理论专刊.《翻译通报》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阵地,五六十年代共发表翻译理论文章260多篇.

可见,建国初期我国翻译工作从组织结构到取得的成果,都是非常可喜的.但是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翻译队伍,在翻译界仍存在不负责的工作态度.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使翻译工作者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使文学翻译工作走上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轨道,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党的重视和关怀下,于1951年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后一个会议的召开,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4年8月,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做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翻译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文学翻译工作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要“进一步了解和组织全国的力量,把许多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计划,集合而组成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个步调一致的广大的队伍.”茅盾同志强调,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提高翻译质量的问题.他认为,翻译的最低要求“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要把握住原作的精神,正确地再现原作的形式、内容、风格和精神,使翻译具有艺术创造性,这是一名翻译必须全力以赴去达到的目标.茅盾同志提出的计划性和艺术创造性这两个要点,为新中国的翻译发展定下了主基调.

傅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一生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翻译,译著三十种,篇篇精彩、传神,成就很高.对于翻译理论,傅雷有自己独到见解.他以画论引入译论,提出的“神似”说,使翻译理论得到一次升华,把翻译提到美学领域和艺术范畴.傅雷认为,翻译就像监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翻译是一种语言艺术,新的词汇和新的表达方式的引入,必须在译者很好地消化原文的基础上形成,不能带上原作所没有的“翻译腔”.在理解与表达的相互关系上,傅雷认为,理解原文可以做到充分,是有止境的,但表达艺术是无穷的,需要毕生去努力.

著名语言家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理论有着很深的研究.1964年,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的翻译最高标准.“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得‘化境’.”从要求上说,“化境”比“神似”更进一步,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也就是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尽善尽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神似”与“化境”是“信达雅”的否定之否定,是其继承与发展.

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同步.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百花齐放,优秀译著不断涌现.1962年出版的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字典》,第一次为俄语学习与俄文翻译提供了较为权威和较为全面的大型工具书.翻译出版的较有影响的著作160多部,译自俄语的47部,英语38部,德语30部,法语12部.一些好的译作,如丰子恺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王佐良的英美诗和短篇小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曹靖华、戈宝权、卞之琳等人译的欧美亚名作,都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二、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以后（1978年以后） 十年浩劫期间,一切国外的东西均被视为封、资、修,翻译工作者被打为特务,我国的翻译事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翻译的发展基本停滞.翻译的内容是思想指导下有限的东西.打倒“”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翻译界才又打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第二个春天.“”中被压抑多年的老翻译家们重新焕发了青春,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一大批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脱颖而出、日益成熟.优秀译作层出不穷,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如老翻译家草婴翻译了《当代英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等多部巨著；王佐良译《英国诗文选译集》、《苏格兰诗选》,又完成曹禺的《雷雨》的中译英剧本；冰心译《泰戈尔诗选》；张谷若等合译《狄更斯文集》；季羡林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等等,都堪称译作名篇.进入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更加百花齐放,一部名著,许多人不再迷信名家的译著,一些译家对名家翻译过的名译敢于重新认识、敢于创新重译,作比较研究,翻译活动已成为有组织、有规模的事业,成果更是宏伟空前.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编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则收集了中外自古代英雄史诗至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佳作,等等.

随着翻译地位的提高和翻译作用的加大,翻译理论研究又重新摆上日程.全国各外语院、系开设了翻译课,有的开始了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同时,有关外语院校创刊（或恢复）的外语教学、研究类专门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这些杂志上经常发表关于翻译研究的论文.最早是1977年7月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率先创刊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季刊（1979年改名为《外国语教学》,双月刊）.接着,上海外国语学院于1978年4月创刊学报《外国语》；北京外国语学院则于1978年9月恢复了五六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季刊.同年,广州外国语学院创办了《现代外语》季刊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语种的研究杂志纷纷创刊.如1978年10月,复旦大学外文系办了《现代英语研究》,同年12月天津师范大学创办了《英语学习与研究》,1979年12月北京对外贸易创办了《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中国世界语协会创办了《世界语》,1982年5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创办《中国俄语教学》等等.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于1982年正式成立,第二年主办会刊《翻译通讯》.1986年改名为《中国翻译》,该刊的宗旨是“开展译学理论研究,交流翻译经验,评介翻译作品,传播译事知识,促进外语教学,介绍新、老翻译工作者,报道国内外译界思潮和动态,繁荣翻译事业.”该刊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集中代表了我国当代译学水平,质量超过五十年代初期的《翻译通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先进的、富有特色的翻译理论陆续传入我国,拓宽了我国翻译研究的思路.如法国乔治穆南的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结合论；英国纽马克的翻译批评与双语比较观点；美国奈达的从交际学与信息论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以及英国卡特福德、苏联巴尔胡达罗夫的等值翻译理论等等；一些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形神兼备的翻译原则,并对不同题材的译文做了分门别类的细化研究,提出适合实际的翻译标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青年人大胆创新,从逻辑学、系统论、信息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认识,为翻译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开了个好头.

翻译更是硕果累累.仅八十年代,就发表翻译理论文章1000多篇,出版《翻译论集》、《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国翻译家辞典》、《论英汉翻译技巧》、《科技翻译技巧》等多部论著,出版的个人专著有黄龙的《翻译学》、《翻译艺术教程》,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及陈福康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是高度开放的世纪,是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纪,翻译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新时代对一名翻译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具有较好的外文基础和较深的文学修养外,还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