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改试验区:领跑下一个30年

策划　《中国改革》编辑部

在改革开放30年新的历史起点上,综改试验区成为了改革语境中最充满活力的词语.一场如火如荼的综合配套改革行动,在中国的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拉开了序幕,也拉开了下一个30年改革的历史帷幕.

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发展的新模式,由此揭开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新时代篇章.

此后,天津滨海新区、成渝、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相继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在接受《中国改革》独家专访时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综改试验区诞生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对容易完成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伴随着体制转轨、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这使得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风险性超出了先前的预期.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对改革的综合性和配套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深水区”,前期单方面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涉及至0体制和机制的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比如说工业和农业的问题,城和乡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经济发展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在30年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慢慢积累的矛盾.”在接受《中国改革》采访时,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分析,前30年改革开放当中,我们缺乏系统和配套的单一的量的改革和一些不成熟的做法,积累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正是集中在这个时候.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改革的要求不只是一个制度或者两个制度的改革,也不是浅层次的改革,而是对深层次的系统性和配套性的改革提出了要求.改革由单兵突击向系统性要求转化,从浅层次的释放潜在经济动力要求向深层次的挖掘经济内在动力的要求转变,通过机制来唤起这么一种经济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当前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攻坚阶段,现在的改革和初期的改革已经不一样了,进入深水区的改革,需要理性、科学、有序地推进.”这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基本判断,“在一个体制机制攻坚期,对一些制度体制和机制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做深度的思考,需要科学的规划、细心的把握,这样一个思路来推进的.”

“一方面可以通过试点探索,积累经验,通过局部示范、以点促面,为有效解决面上的共性问题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可以把改革风险和试错成本控制在一定区域之内,平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李宪生说,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推进改革攻坚的重大战略.

更大气魄的改革布局

当前的六大试验区建设都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改革取向.

在东部地区,选择上海浦东新区开展以“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在北方地区,选择天津滨海新区围绕开发开放开展以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对外开放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如果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侧重探索在沿海对外贸易框架下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拉动其他地区发展的效果和方式,仍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的话,那么,在西部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则更注重社会体制和公共事务的改革,侧重城乡统筹,着力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以致坊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特区”.

在中部地区,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展以建立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从新一轮的改革试验布局来看,不同区域的试验区,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探索任务.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地处沿海地区,其改革试验的侧重点是搭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成都、重庆的侧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侧重探索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新路.这些试验区兼顾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改革需求,从试点内容和重点上基本涵盖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体制问题.每个试验区的侧重点虽不同,但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武汉城市圈能够纳入这样一个总体布局当中,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李宪生表示,这意味着基本完成了新一轮改革和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先行先试的序幕.

从试点的选择来看,兼顾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改革需求,从试点内容来看基本涵盖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体制问题.“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大的气魄来促进改革的示范.”杨庆育说.

以目前的情况看,经济领域改革实现深层次突破的地区,将改革更多地转向了社会事业领域.对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是这些地方的重大任务.在2009年期间,中部的湖南提出要“弯道超车”,西部的重庆提出要“逆势而上”.

而始终走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已经明显地带有从“经济特区”转向“社会特区”的色彩,不仅在经济改革上延续原有经济特区的优势,还着重将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置于重要位置.

在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接受《中国改革》采访的过程中,“深化改革”和“自主创新”是两个出现最频繁的关 键 词 .“深化我们的改革,释放经济的发展活力,这是不矛盾的.要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就要解决体制和机制障碍.”许宗衡告诉我们,在他的工作部署中,已经明确深圳近期改革将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改革,进一步增强城市机制活力,以后形成提高我们城市的竞争,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和着力点.”

改革“深水区”的中心环节是政府自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尺度决定了经济体制、社会管理、公共怎么写作改革所可能具有的高度与深度,如果行政改革无法突破,我们或将无法期望其配套改革能获得广泛而深入的成就.

这几乎已成为当前改革界的共识.

但从中国改革的全局来看,目前这方面仍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质性突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推进责任政府、怎么写作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下一个30年已从这里开始

如果说,以往改革试点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国家政策优惠,那么,这一次的试点最具有诱惑力的地方在于“先试先行权”.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例,对浦东采取的是“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但国家给予浦东的“最大特权”在于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权,使其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国家所给予的制度创新空间成为最有诱惑力的“政策红利”.

“改革试验的核心就是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不然就不能叫改革试验.”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对《中国改革》说.

在改革迈入深水区后,许多层面的改革(如财政、金融、土地、户籍)已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这将意味着,谁率先得到国家的扶持,谁就将能够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把握主动权,并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中心.这种巨大的城市成长机会被认为是吸引众多城市加入申请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角逐的真正诱因.

“改革试验就是要鼓励先行先试,试就会有成功和失败.我们一定是按照的要求大胆地去试验,大胆地去探索.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失误,有失误没关系,赶紧再调整.但不能故意犯错,也不能因为出错而不敢探索.”阮成发说,后一个更可怕,那样改革试验区也就失去意义了.

“改革就是试验,试验就难免出现试错现象”,李宪生说,他们一直强调,要激励创新,宽容失败,失败之后再探索、再试验.

“改革不可能全部成功,会有成功就会有失败,但我们愿意向全国奉献,哪怕是失败的教训.”许宗衡说,他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方向认真去进行把握和推进,我们的绝大部分改革是可以获得成功.

“允许试,也允许失误,允许在试的过程中进行纠正.”这些地方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为国家推动全局改革提供经验.可以这么说,下一个30年,更大气魄的中国改革已经从这里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