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摊贩:公权力应有的共生主义意识

最近,河南省郑州市局制订了路边摊“禁改限”的管理方案,政府将划出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内允许小贩摆摊经营.该局副局长张新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概取缔摊贩既难以实现也不符实际,一来有市民传统生活习惯的需求,一来是弱势群体养家糊口的途径,把这些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所以准备实施“禁改限”,引入“市民听证”的征询程序设立摊点.

在与摊贩冲突不断的语境中,如此考虑市民需求和体贴小摊贩的话从一个领导口中说出来,真让人无限感慨.更值得欣赏的是,禁改限方案和这位官员的话表现出一种共生主义情怀社会秩序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为发展生态的,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应给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机会和发展通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位官员理性地看到市民的生活习惯需求,体贴地考虑到“把这些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无路可走,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后果”,就是一种典型的共生主义：考虑到每个人(尤其是最弱者)的生存机会,不把别人生存的路杜绝.不给别人生存机会的话,这个社会没人能安稳、舒适地活着.

与共生主义相对的是通吃主义,即所谓的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强者生存和权力垄断,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生存、为了某些利益可以牺牲部分人的生存机会.毋庸讳言,当下社会存在着不少这种霸道的通吃主义,共生意识极其缺乏：包工头赚大钱了连民工那点儿血汗钱都不想给,官员占有了相当多的福利甚至还想冒领慈善救济金,领导为了政绩形象不惜推平穷人遮雨的贫民窑,生产商为了丰厚的利润不惜纵火拆迁等显然,禁止摊贩中也缺乏共生：为了城市表面光鲜的形象和领导的“创卫政绩”可以置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于不顾,为了城下形象利益可以牺牲商贩的生存机会,有领导生,有生,而没有摊贩的生．就不是共生,而是弱肉强食.

正由于普遍缺乏这种共生主义,才有了当下社会许多尖锐的暴力冲突和激烈的阶层情绪对抗,从广东的阿星杀包工头案到北京的商贩刺案,都源于共生主义缺乏下的弱者报复.

为了消弭这些冲突,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必然让别人也能生存――郑州市局那位官员传递的正是这个含义.

(原载9月5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