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年”与“官年”

何为“实年”,何为“官年”?顾名思义,“实年”是实际年龄,30岁就30岁；“官年”是后登记存档的年龄,30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28岁.一位官员既有“实年”又有“官年”,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此事古今皆然,在某些地方甚至已见怪不怪.

据《容斋随笔》载,宋代官员虚报年龄是普遍现象,士大夫叙官履历便有“实年”“官年”两种说法.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以期及第后凭少壮年岁的条件向富室人家求婚；而公卿贵族为使后代早获恩荫,早入仕籍,便将实际年龄增加.减少或增加的年龄多在1～6岁之间,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朝廷不以为意”“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

宋朝拥有“官年”者大多占到了便宜,但也有弄巧成拙的.江东提点刑狱使李信甫,虽已年过70岁,可官年只有65岁,他一再要求退休.可朝廷下令,他的“官年”尚不足70岁,便安排他到外地担任祠禄官.还有年老体弱者要求退休,因“实年”与“官年”的矛盾,“准许他等到本届任期终了再议”.

今天,“官年”的说法已成历史,但编造“官年”者并非鲜见.不仅编年龄,还编党龄、学历等,如同“玩魔术”,拿着“三龄两历一身份”（即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干部身份等）作道具大变戏法：山西省河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局长薛新民,小学毕业变成了本科毕业,出生日期多达11个；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多次编造履历,档案中的90多枚公章,30多枚是检测的,其“国家干部”“军转干部”“正科级干部”身份都是伪造的,被指为“浑身是检测”等

比较宋朝的“官年”与今天的“官年”,既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一样.相同的是,编造“官年”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更多升迁机会,或是想多“为人民币怎么写作”几年.不同的是,宋朝的官员只改年龄,一辈子改一次；现在个别官员则是全面地改、不停地改——年龄越来越小,学历越来越高,官越做越大.还有最大的不同,宋朝上下对“官年”是默认的,吏部不当回事,皇帝老爷不怪罪,甚至还“播告中外”.今天的人们对“官年”是“零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有弄虚作检测、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的行为.可事实上查重的、欺骗的不但鲜有惩处,反而得到了实惠,个别的有人了,有关部门核实,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人预言,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若干年后,社会学将衍生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查重学.因为,社会上无奇不有的查重乱象,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对普通公民而言,官员年龄、学历等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这里面不仅涉及用人腐败,更涉及最起码的官员诚信.作为一种变相的“写官”“卖官”行为,它是权钱交易的一个环节,这种行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透支了官场信誉和公信力.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温玉凯曾说：当今“中国亟待建设的,首先是道德的政治等其次是政治的道德,即加强官员道德建设,督促他们遵守某些普适性的政治及生活规范.”出现官员查重行为,说明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某些缺陷.因此,抑制选人用人中的腐败,必须从源头做起,要把主要靠领导者个人选人,逐步转到主要靠制度选人上来.

现在的问题在于制度是否得到根本落实.西方管理学家提出一种惩罚原则——“热炉法则”.该法则将法规制度比喻为“热炉”,谁违反了就如碰触一个烧红的火炉,一定要受到“烫”的处罚,而且是一烫即伤.当人们预见到某些行为会付出过高成本时,就会敬而远之.“夫火烈,‘官’望而畏之”.只有把火炉烧红,彻底解决查重和腐败“投入少收益高风险低”的问题,官场查重之风才能从根本上好转,全社会才有望风清气正.

（作者系军旅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