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政治,经济学

不像其他那些伟大人物,加尔布雷斯在生命的早期并未显示出卓异的特征和禀赋.甚至在他大学毕业之前,都没有显示出成为经济学家的预兆.1931年,作为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畜牧学专业的毕业生,他能做出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是成为县公职人员指导农民改善农业,或者,在多伦多当牛羊或生猪的定级员.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狭隘的确定性面前,他选择逃向更具挑战性也更广阔的不确定――去美国伯克利取得博士学位.但他对未来工作的选择,仍处于迷惘状态.哈佛大学经济系因此而公开招聘个农业经济学的初级研究员职位,加尔布雷斯由此进入培养年轻学术精英的哈佛大学.但他当时的角色,是被边缘又边缘的.在同事眼中,他不过是因新政的而偶然闯入哈佛的无名人物,在学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种因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而获得爱戴尊敬的师长.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学能力让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着头皮乘新政之风,埋头农业经济研究.

罗斯福打响了挽救美国农民的战役,而加尔布雷斯这个来自加拿大农场的年轻人,从自身的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那时,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进行,旁观者清,因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产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扰.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情谊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与政治亲密接触,但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　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令加尔布雷斯无法摆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形式中,对无权者宣扬“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加尔布雷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动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说,理性的个特点是反抗被绝对化的倾向,或者进一步讲,理性对立于那种靠最终定论来省略进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尔布雷斯持续不断地思考的一生,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人类理性礼赞的一种优雅地回应了.

据说,加尔布雷斯家里放着个枕头,上面写着,谦虚是被人们过高估计的一种美德,加尔布雷斯把它称作是加尔布雷斯第一法则.一个公民社会最脆弱的对话,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骄傲自大,亦非壮志凌云.这是基本的情感基调.加尔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这样的声音扩大,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围内,从各个方位,将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即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大众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