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关你什么事

当吴君亮于2007年回国时,他一定没想到,会走上这样一条“反政府”的路.

年过半百的吴君亮,属于八十年代末出国潮中的一员.在美国拿到政治学学位后,他选择留在美国打拼.在金融、地产等行业都有所成就.2007年,他选择回国.国内有吸引人的发展潜力,也有不一样的游戏规则.

作为一名优秀的商人,他在国内很快取得了成功.但作为一位公民,国内的现状令他难以心安.

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吴君亮早已习惯于一些国内没有的东西,如听到国会激烈讨论公款如何使用,上网随意调看政府预算文件.他的态度是：“连基本的公共预算都没有,还能谈什么?国家不能再关着门花钱了,必须要将公共开支公开.”

吴君亮决心改变这一切.他出资创办了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目标是搭建一个研究中国公共预算的信息平台.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吴君亮并没有什么内容能够放在网站上.

于是,吴君亮开始四处“化缘”.按照网上查到的政府部门,他和同仁发出一份份申请电邮或信函：我们是一群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现根据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向贵单位申请公开2008年度部门预算等

有的部门说,这属于保密文件,不得公布；有的回复,跟政府对着干,是没有好处的.

这样的回合每天都在发生,僵局一直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5月27日.

这一天,吴君亮的名字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个从政府手里拿到财政预算的普通公民.

先行者的荆棘路

吴君亮公布的预算,围观人数并不多,官员的解释是：预算专业性相当于相对论.

人人都能懂,前提是人人都能看到.在这条路上,吴君亮并不是独行者,但他绝对是最幸运的一个.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之后,多位公民要求政府公开公共财政信息,但其中再没有出现吴君亮这样的特例.

王清是河南南阳的一名普通市民.他前往当地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在他被赶出大门之前,听到领导的答复是：“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的.”回家之后,他向当地一百多个政府部门写信,要求公开“三公”消费情况.结果,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回复,而是派来许多陌生人,在他家门口游荡.

北京市民朱福祥向国家审计署提出申请,要求公布北京市违规使用土地收入的信息.审计署回答：“这些信息公开后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不予提供.”

沈阳市政府部门面对温洪祥律师公开财务账目的要求,表示“有难度”,最终没有提供任何相关数据.

和政府打交道,这样的结局屡见不鲜.

湖南常宁县的一位村长蒋石林将当地财政局告上法院,起因是财政局违法购写了两辆车.蒋石林说,政府滥用税款,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法院说,所诉事项不属受案范围,不予受理.财政局说,如果每个人都起诉,岂不是给购车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蒋石林再无话可说.

沉默的纳税人

蔡辉光是海南的一位残疾贫困户,2010年10月底,通过摇号配租,蔡辉光搬进了陵水北斗路第一个实物配租的廉租房小区.他没有职业,一家4口一直居住在破旧的瓦房里.

“没想到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他激动地说,“感谢政府!”

他并不知道,政府管理民众的税款,向民众提供公共怎么写作,是职责所在.他更不知道,税款中也有他的一份贡献.

蔡辉光家里的生活来源,靠自己的低保和当环卫工人的妻子微薄的工资,他们不是所得税纳税人.但他们每写10元钱菜,就缴纳了5毛钱的税；写一件50元的衣服,就缴纳了8元钱税款.

因此,税款即公款,公民即纳税人.税款应该为公民花费,公民享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中国民众中,大部分人和蔡辉光一样,并不知晓这些道理.

民众的纳税意识启蒙多来自政治教科书.那里对税的性质做了这样的解释：一、强制性,即税收是政府强制征收的；二、无偿性,即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不需偿还,不需支付任何代价.

没有在学校里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在大街小巷也会看到“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标语.二者都没有提到纳税人权利.

对“三公”消费的讨论经常在报纸上出现.但面对擦肩而过的被私用的公车,或是附近餐馆里大肆铺张的公款吃喝,很少有人会当场,认为损害了自己的权利.这更多地被视为是国家干部的优厚福利.陈捷是今年一百多万公务员考生中的一员,他就认为“轻轻松松福利又好的工作谁都想要”.

他们很可能不知道美国的“无代表权不纳税”原则：“非经他们自己亲口同意,或者有他们的代表表示同意,是不能向他们课税的,这是与人民的自由以及毫无疑问的权利分不开和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对于美国谚语“Ifyoucan’tlickthem,jointhem”（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确实谙熟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