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GDP看中日经济

在数字上、按美元计价,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这无疑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经济步入“更年期”后其发展模式的“退步与僵化”.

中国经济的“后30年”,将以怎样的模式走下去,中日经济关系将如何调适,两国如何适应各自的发展条件变化,堪称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日本六大优势不在GDP里

2010年2月,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发表特辑――“中国的世界支配力”,从生产、消费和资金三方面列举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主张“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并认为中国具备支配世界的生产、消费和资金能力.

5月,瑞士商学院发表的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排名,日本由上年的第17位,落至27位.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不仅失去了跨世纪的20年,也正在失去维持了40余年的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

但分析日本经济的变化,还须看到其GDP之外的另一面.

一是日元升值,按美元计价的日本实质GDP总量增加.若按1美元兑85日元计算,基于4~6月的日本实质GDP为6.35万亿美元,在中国之上(中国为5.67万亿美元).

二是日元升值,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7.6万亿美元,比年初净增1万亿美元(接近日本外汇储备总量).

三是日本依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其总量近3万亿美元.

四是日本的海内外产能各占一半,而企业的海外利润约占总利润的30%,导致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所得收支顺差”超过“贸易顺差”,形成世界最强的海外资本支配力.

五是日元升值,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力提升,2009年日本企业主导的海外并购规模最大.

最后,日本综合商社几乎在全球“粮油矿主产区”,获得了资源、能源、粮食等开采权益和生产、采购能力.

因此,比较中日经济总量的同时,不能忽略GDP以外的指标.这是决定两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要素,而且不是GDP的统计所能涵盖的.

分散“中国风险”

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膨胀式发展”,确保日本的整体竞争力,事实上,自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经着手制定相应的战略,将分散“中国风险”,视为削弱竞争对手,确保自身利益的核心支柱.

如今的党政府更是将亚洲视为确保日本竞争力的战略空间,提出所谓的“亚洲内需日本化”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以环境为战略支点,以“基础设施出口”为主要内涵,利用亚洲人口、资源、资金和市场,发挥日本制度、技术和资本支配力,构建新时期的日本竞争力.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依赖中国,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2009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其主要方式是:

第一,推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EPA)谈判,在地区推广日本技术、产业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会计准则等,促进地区政策法律制度的“日本化”.

第二,主导地区金融货币体制构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遭遇美国打压后,2000年又主导东亚货币互换框架(清迈倡议).至今,该框架资金总额已扩到1200亿美元,具备摆脱IMF控制,单独完成地区金融救助的规模.金融危机后,日本又对东盟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金融稳定框架,扩大开发援助、动用贸易保险、贸易信贷,增强“日元的公共存在”.

第三,推动地区贸易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日本化.利用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发的“无线扫描技术”,主导地区贸易口岸的“无纸化”,掌控亚洲贸易数据,利用亚洲庞大的市场,争取国际标准.

为确保亚洲内需日本化,2010年3月,日本又主导策划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拟以2020年为目标,以泛亚洲地区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费用将达2000亿美元,构建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追求区内生产总值倍增,构建日本全球竞争基地.

日元的全方位竞争战略

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地缘、资源和日元的全面竞争.

一是展开“FTA阵地争夺战”.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五组FAT同时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下一阶段战略目标是,向澳、新、印扩展,应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是抢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占据地势,控制商机,获取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亚洲的新能源、水资源、高速铁路、粮食基地等项目,更是日本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的必争前沿.

三是抢占货币竞争制高点,推进日元经济圈.金融危机后,日本金融系统受伤较轻,市场成为避风港,日元持续走强.同时,日本企业的日元升值抵抗力明显增强,日元与东亚其他货币(不包括人民币)形成了“日元强势+其他货币弱势”的联动格局.尤其是,近期,日本搞“货币单边主义”式的外汇干预,了亚洲货币追随人民币的格局.

今后,随着日本基础设施在亚洲份额的提升,日本产品、日本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中日经济关系将在亚洲舞台上表现更强的竞争关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日媒:中国走向内需主导

早在2003年秋,美国高盛公司发表“金砖四国”报告时,曾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6年超过日本.最近,高盛公司又发表报告预测,今后20年,若中国经济能保持9%的增长率,美国保持2.3%、日本1.0%,那么到2030年,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是有可能的.

届时,全球股市总市值第一把交椅,也会由美国转移到中国,而日本总市值仅相当于中国的1/9.眼下,美欧的证券公司已开始将在亚洲的据点逐渐由向香港转移.对此,日本开始担忧,一旦持有日本股26%份额的海外投资者抛售,那么“日本丸”恐要变成“泰坦尼克号”.但在比较超级的发达国家经济与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时,仍无法忽视数字以外的东西,即“非GDP”因素.

2010年5月,颇具影响力的《日本经济新闻》刊发特辑,介绍上海世,其通栏标题就是“中国走向发达的序曲”.作为“日本产业官”的总设计师,日本著名经济学者、小渊惠三政府时期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屋太一预言,中国经济将由此走向内需主导的时代.

其理由是,1970年大阪举办世时,日本人均GDP刚过3000美元.此后,日本经济增长结构实现“内需主导”的转变,走向“真正的发达国家”行列.2009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3000美元,以上海世为契机,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也必将会迎来内需主导的时代.

1984年,作为大阪世的策划者之一,屋太一访问了上海,在与时任市长汪道涵先生会面时,建议上海举办“世”,并为之奔走,因此,长期以来,他也颇以“上海世建议者”而自豪.屋太一的预言,无疑备受日本经济界的高度重视.

近来,包括日本经产省等机构普遍预测,亚洲“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到35000美元)的人口约为8.8亿人,而中国就约占半数.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说,2008年中国“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美元)人口已超过4.6亿人.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GNI)达2770美元,若按购写力平价计算(考虑国际物价水平的比较方式)则高达6020美元.中国已经形成了现实的个人消费群体.中国经济具备了向内需主导转变的人口和所得收入条件.(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