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语用目标,构建语文教育新体系

我国语文教育的种种问题,表面看是教学问题,其实质是课程问题,尤其是其背后所依据的语言观和语言学基础.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育.我国的语文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须从更新语言观,构建语用教育理论体系开始.

一、百年语文的语用目标观

语文是“学语言”的学科.百年语文教育的发展史其实是一个“语言专门化”的历史.[1]“语言专门化”是语文独立设科的唯一理据.由于语文教育受传统义理教育影响太深,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事实上,我国语文教育的语言目标经常发生偏移.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仍具有浓重的经义教育色彩.直到1916年颁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第一次明确“语言教育”的主目标,并为后世语文课程目标确立圭臬.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再次确立“运用语言”的课程宗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发生“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之争,叶圣陶等力排众议坚持“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等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2].建国初,语文教育一度强调政治性.1958-1961年的语文“文道关系”大讨论后,语文教育正式确立了其“工具性质”.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作为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与学科基点,基本成为语文界的共识.

从20世纪初的“经义与语文之争”,到三四十年代的“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文道之争”,又到20世纪末以来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语文教育目标总摇摆不定,常常陷入二元矛盾纠缠.200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说法看似公允,其实是对语文科的“语言教育”本质的无视.这直接导致了课改十多年来,语文课程目标泛化,教学内容虚化,知识技能淡化,“泛人文、非语文、去语文”盛行.语文放弃了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课没有了“语文味”,饱受批评.直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等理念,才将“语言文字运用”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语文才算重新回到语言教育轨道上来.

语文课程目标的核心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其他目标像“思想、人文、道德、政治、情意、审美、文化等都是语言教育这个主干上的衍生物,是通过语言学习和运用语言实现的”,“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所有课程的特质在于它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根本宗旨”.[3]语文教育只有立足于“语言文字运用”,才能找回自己,回归本质.

二、语言教育：从语言能力到语用能力

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形态的语文教学,不管是否自觉,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学观念和理论基础上.[4]语文要进行语言教育就面临语言观、语言知识理论来源的问题.传统语文教育基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设计语言教学,已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当今世界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正从传统语言学向当代语用学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着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也与当今语用学的飞速发展直接相关.

1.语用学及语用能力的提出

语用学是专门研究具体语境中理解与运用语言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C.W.莫里斯提出语言有“语符、语义、语用”三维.6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指内化了的语言规则体系,后者指人对语言的使用.后来,D.H.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指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包括能否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即在不同的场合、地点对不同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的能力.这些观点对当代世界语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流.交流能力是语用能力的核心.传统语文教育是个人的、内向型的、封闭的,而现代社会开放交往合作的社会环境,更需要人的表达交流与沟通合作能力.欧美语文课程鲜明的“交际取向”与我国的“应试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对人的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2.从语言能力到语用能力的转变

从语言教学角度看,语文教学包括语言形式教学、语言意义教学、语言功能教学三个层面.语文教育的重心正经历从语符、语义教学即语言能力教学,向语用能力教学的转变.

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有着本质区别.从其语言学基础看,一个基于传统语言学,一个基于语用学和功能语言学；从教学内容看,一个偏于语符、语义教学,一个注重语境、语用教学；从语言哲学上看,一个属于客体语言观,一个属于交往语言观.传统语文教育基于静态语言学,以掌握一定数量通用的语言知识、形成简单初级的语言技能为主要任务.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忽视语言的应用和交际本质,导致学生交往能力差、语用能力不强.当今社会对人的语言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复杂情境中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过去靠简单机械的语言能力完成的任务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工作、学习的实际需要了.今天语言能力的核心是交流,交流要涉及对象、目的、场合、功能等,它们属于语用能力范畴.

欧美国家主要立足语用能力教语文,对我国是一个启示.这绝不是一个东西方语言差异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语言应用环境几乎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教育目标新旧取向更迭的问题.

三、构建基于语用的语文课程教学体系

1.语用能力：语文教育目标的核心

当代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应该是培养语用能力.虽然语文也有思想政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但那是辅助目标,不是核心目标.虽然语文需要语言知识、语法规则和篇章知识的学习,但是学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运用.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能够达到‘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5]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是语文课程的本质.举凡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交流,工作学习中的语言运用,以及社会运行、文学艺术、文明创造等复杂高级的人类活动,无一不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和结果,都属于语用层面.准确、得体、高效的语言交际能力是当代公民所必需的生存技能,也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把培养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作为语文教育目标的核心.2.语用知识：语文课程主体内容

语用学是语文课程的原理性学科.虽然语用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的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但语用的概念至今还没有正式进入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领域.由于没有语用学理论指导,目前我国的语文课程知识体系还缺乏语境、语篇、语用等一系列语言运用知识,由于缺乏语用知识导致所培养的语文能力也是一种虚检测的语文能力.

语文课程语用知识的来源首先在于语用学及其相关学科,比如“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写作学”“阅读学”“文艺学”“交际学”“传播学”等.语文学科亟待引入诸如运用主体、语用规则、语用形式、语言目的、语用类型、语用效果、语篇交际、语用审美、语用文化等知识,使其成为语文教育核心知识内容.课程标准制定、语文教材编写、语文课堂教学、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应该以这些语用知识为核心内容,从而取代过去的语言、语法、章法知识成为语文课程知识的主体.这种知识更新所带来的课程内容更新以及整个语文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更新,将支撑起未来新语文教育的躯体与灵魂.

3.语用实践：语文能力培养的途径

语言能力的形成遵循“言语—语言—语用”的规律.任何一个人学习语言都是从具体言语活动和语言材料开始,在接触言语作品和言语活动中,慢慢感受语言的规律,积累语言运用的知识经验,然后将它们迁移到生活世界的语言运用活动中去,形成自己的语用能力和语用素养.传统的语文教学培养的是一种僵死、低级、虚检测的语言能力,真正的语言能力是语用能力,它是在语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过去语文能力教学的检测设是“语言知识—语言能力”,忽视了知能转化的关键,即语言的运用环节.就像游泳需要在水中练会一样,真正语言能力的形成离不开语用实践.通过语言知识灌输的方式教语文,效率低、效果差,违背语言学习的客观规律与科学原理.语文教育要构建“言语—语言—语用”的开放而有活力的永不停息的语用实践循环圈.

只有立足语用理论,以语用能力为核心,以语用知识为内容,以语用实践为途径,以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提高学生的语用审美和文化素养为根本目标,本本分分地教语文,实实在在地学语文,扎扎实实地用语文,“检测语文”“泛人文”以及脱离生活实用的“伪语文”问题才有望解决,我国的语文教育才有望走上科学健康发展的道路.

总之,基于语用的语文教育是当代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构建基于语用的语文课程教学体系乃当务之急.目前基于语用的语文教学理论研究已经开始[6],基于语用的语文课程教学体系建设还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有识之士通力合作,建造一座真语文的通天塔,当从今日始!